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修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10月25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加强城市建设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以及未设镇建制的县城。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水源地、高压供电走廊、通讯走廊、机场、交通枢纽、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和其他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施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
中划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新建大中型企业和其他建设项目，应积极创造条件，尽量安排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城市规划必须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城市规划应依据本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统筹兼顾，综合部署。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和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分步实施。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城市规划工作。
州（地区）、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工作。
区、镇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及街道办事处，负责协助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辖区城市规划的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应当与城市规划法规定的行政职责相适应。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城市规划，服从城市规划管理；有权对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审批
第七条 编制城市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规模，贯彻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和合理用地、节约用地的原则，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强城市绿化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体现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
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编制城市规划的具体技术规章由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全省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
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单独编制的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由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第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按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可根据需要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分区规划。
第十条 设市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总体规划，由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省人民政府确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由经济技术开发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分区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详细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第十一条 城市规划的具体编制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规划设计资格的单位承担；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城市规划的编制工作，提供编制城市规划所需的基础资料。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多方案比较，并经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经济技术论证。
第十二条 全省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单独编制的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三条 兰州市总体规划，经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省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其他设市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总体规划，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其中市辖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批，报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由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审批，报上一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确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单独编制的城市人民防空、抗震防灾、防洪、交通等各项专业规划，除国家和省有明确规定的以外，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单独编制的专业规划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第十五条 设市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铁路客站、中心广场、市级公园绿地及大型公共建筑等所在重要地段的规划方案，须经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由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对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进行重大调整的，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
第十七条 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和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
各项建设不得妨碍城市的发展，危害城市的安全，污染和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各项功能的协调发展。
第十八条 城市新区的选址，应当依托现有城区，尽量利用城市现有设施。
开发城市新区和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必须具备可靠的水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并避开有开采价值的地下矿藏和地下文物集中、丰富的地区以及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不宜修建的地区。
城市新区开发，应进行充分的经济技术论证，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实施，提高开发的综合效益。
第十九条 城市旧区改建应当遵循加强维护、合理利用、调整布局、逐步改善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成片进行，控制建筑容积率。
城市旧区改建应重点对危房棚房、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简陋、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的地区进行综合整治。
城市旧区改建应当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相结合，改善用地结构，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改善城市环境和市容景观，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
城市旧区改建必须保护具有历史意义、革命纪念意义、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建筑物等，并划定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区。
第二十条 在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中，新建铁路编组站、铁路货运干线、过境公路、机场、重要军事设施和生产或者储存易燃、易爆、剧毒物品的企业、仓库以及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等必须避开市区。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和改建居住小区，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城市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近期拆除、改建的街区或地段内，原有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律不得扩建、改建。

第四章 城市规划的实施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市总体规划批准后，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并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每2至3年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总体规划批准机关提出报告。
第二十二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管理实行由市、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制度。
第二十三条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程序：
（一）建设项目选址阶段，根据建设项目计划审批权限，应有相应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二）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立项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选址申请；
（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和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提出建设项目选址建议书，作为项目选址的必要依据；
（四）建设单位提出的建设项目选址报告，经项目所在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大中型建设项目的选址报告由项目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第二十四条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程序：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持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定点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等，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
（三）建设单位或个人提交建设项目的总平面规划图或者规划方案，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或个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程序：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持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和建设用地证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规划设计要求，作为工程设计的依据；
（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建设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审查，并负责核查有关规划设计要求；
（四）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建设工程设计图，核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确认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现场验线后，方可正式施工。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勘测设计文件，必须是具有相应勘测设计资格的单位设计的。
设计、施工单位不得为未取得合法批准手续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施工。
第二十七条 在原有宅基地内，私人新建、扩建、改建、翻建私有住房，申请人应持房屋产权证件、土地使用权属证件、户籍证件和建房设计图，经城市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后，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禁止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经原核发单位同意，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六个月内未办理用地手续，或者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六个月内未开工，又未办理延期手续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自行失效。
第三十条 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收取规划管理费，用于城市规划的勘测、编制和管理工作。规划管理费的收取及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具体规定。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临时用地和临时建设，不得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临时用地，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取得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临时用地。临时建设，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禁止在临时用地内建设永久性、半永久性建设工程。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的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大中型建设项目可根据工程施工期限具体确定。需延长使用期限的，应当按原批准程序办理延期手续，延长期限不超过1年。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使用期满，必须无条件拆除一切临时建设工程，清理平整场地，按期交回。临时建设工程在使用期限内，因国家建设需要拆除的，使用单位和个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拆除，交还临时用地。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作出的调整用地决定。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规划区内挖取砂石、土方，堆弃废渣、垃圾，围填水面以及进行其他改变地貌的活动，必须征得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报请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广场、河湖水面、河堤洪道、园林绿地、高压供电走廊、微波通道和地下管线等进行建设。
城市规划确定保留或者预留的城市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传统街区、文教体育和其他公共活动场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与该地段规划要求不相符合的建设。
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因用地单位撤销、搬迁而被收回的土地，另行安排建设时，建设单位必须按本办法的规定重新办理手续。
第三十六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参加重要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凡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第三十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检查。被检查者必须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城市规划管理检查人员执行检查公务时，应当持城市规划管理检查证。城市规划管理检查证由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印发。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占用的土地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退回。
擅自改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定的用地位置、面积、范围或使用性质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在未改正前，对其建设申请一律不予审批。
超过期限，不退还临时用地或者拒不执行城市人民政府调整用地决定的，由市、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建设工程总造价5％－15％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在城市规划区内挖砂取土、堆弃废渣垃圾、围填水面以及进行其他改变地貌活动，影响城市规划实施情节轻微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或个人停止违法活动，并限期恢复地貌；情节严重的，并处以500－2000元罚款
。在耕地上进行上述违法活动的，按《甘肃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处罚。
第四十一条 非法占用道路、广场、绿地、河堤洪道、高压供电走廊、微波通道和压占地下管线等进行建设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建设活动，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工程。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建设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阻碍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不服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五条 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未设镇建制的独立工矿区、农林牧场的城市型居民点的规划与实施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甘肃省人民政府1986年颁布的《甘肃省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的决定

（1997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甘肃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决定将《甘肃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修改如下：
一、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
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建设工程总造价5％－15％的罚款。”
二、删去第四十二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9月29日
同步与差距：从国际标准的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作者：左卫民/谢佑平 来源：广州,政法学刊 发表时间：199701

一

在刑事诉讼机制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犯罪的防止及控制委员会、刑事司法公正研究会等机构非常关心刑事诉讼标准的国际化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问题，致力于总结、归纳现代国家刑事诉讼的一般准则，并把这些准则推广到各个国家之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各国及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达到一系列的关于刑事诉讼的共识，或者以书面文件（如宣言、计划、建议等等）形式规定下来，或者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下属国际性组织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当遵循的约束性准则。近几十年间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通过了不少与刑事程序有关的规范性国际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各国刑事诉讼已遵守、应遵守的一些原则。早在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有权要求组成独立的不偏袒的审判庭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当被指控为犯罪时，有权为自己辩护。１９６６年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规定：被逮捕者应有权立即知悉逮捕原因并应被迅速解送到司法官处在合理期间内审讯或释放。羁押如系非法，应立即释放。在审判中被告享有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如充分准备辩护、律师协会免费辩护，不得强迫自认其罪。以后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又进一步将刑事程序的国际化标准加以强化，从而使前述原则能真正得以实现。不少规则发展了《世界人权宣言》、《全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内容，规定了其不甚全面的很多内容。如《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规定，检察官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检察官作为公益代表应始终迅速公平地依法办事，包括确定对嫌疑人有利的情况，如发现起诉缺乏根据，检察官不应提出或继续起诉，而应竭力阻止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逐步为世界多数国家采纳并推行于国内法领域。如其它国际法律文件一样，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对世界各国没有当然的强制性约束力，因而其遵守与执行有赖于各国的认识与判断。从整体上看，许多国家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确立与采纳有一个发展过程。基本趋势是认同与采纳的国家越来越多，最早以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最积极。后为拉美、亚洲国家逐渐承认并采纳。在国际标准的影响下，各国刑事诉讼出现了趋同性，即世界性发展趋势；其突出表现在：
（一）推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各国对既定刑事诉讼模式不断修改与发展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两种主要模式。两种模式在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三角结构，但也不乏线形结构，职权主义则在形式上具有三角结构的某些基本特征，但实质上仍以线形结构为主。然而，近几十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却修改原有刑诉法典，致使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转变。

１．推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吸收职权主义的成份。这表现在，侦查中赋予警察一定灵活的自由裁量权，起诉时则奉行检察官起诉原则，如英国１９８５年的《犯罪起诉法》变传统的社会起诉为检察官起诉，审判时则不反对法官的有限的主动权。仍以英国为例，在实践中，英国法官通常不反对向证人作补充提问或评论证人的回答。如果说立法与制度的变法是有限的，那么理论上的探讨则更多。不少英美国家法学家都认识到当事人之间的过份对抗带来的种种问题，因而不少人主张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甚至改革其内容，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１９９３年提出的一项报告建议，法官应更多地要求律师传唤有证明作用的证人，必要时可主动传唤证人。而近几十年来流行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本身也反映了限制当事人主义尤其是主要部分——对抗式的庭审的思想。

２．奉行职权主义的国家大量引进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内容。其一，加强侦查中的被告人保护和侦查控制。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包括嫌疑人）的沉默权得到确认。律师也被准许介入侦查。同时，警察羁押人的条件明显提高且通常要通过法官批准。其二，审判程序大量吸收当事人主义所有的平等、对抗内容。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的地位平等性增强，对抗的权利更加充分，法官比以前更持沉静旁观的态度。例如，德国弱化控方案卷的事前移送制度，使法官在庭前对案件的熟悉程度降低，增大认真听取控、辩庭审主张与活动的机会。此外，意大利、德国还包括法国，立法上或实践中控辩双方在法官调查证据后都较前更多地行使着亲自调查权，有的国家甚至许可控辩双方对他方证据进行攻击性的质询。其三，一些国家的审判方式甚至基本上转向当事人主义。日本是这一转变的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即改变了原有的职权式审判制度，而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创制了新审判制度。１９８８年瑞典与葡萄牙、１９８９年意大利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改奉当事人主义或以当事人主义为主重塑刑事司法制度。
（二）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扩大和加强
这是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趋势中最为重要且至今仍在持续的一个方面。具体而言，它有以下表现。

１、被告人权利的内容不断扩大。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是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使被告人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未曾有过的诸多权利。直至今天，这些在二、三百年前确立的诉讼权利依然构成当代被告人权利的基本框架。然而，长期以来被告人权利的行使却受到种种限制，不仅内容有限，许多权利因缺乏细化措施而难以全面、有效地行使，而且行使阶段也过于狭窄。应当说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有了很大变化，在切实保护被告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思想指导下，被告人的权利已经获得了广泛发展。首先，这表现在具体内容上，许多权利过去在实践中都难以为被告人所行使，而现在却因新保障措施的出台而得以有效实施。例如有权获得律师协助这一相当重要的刑诉原则，曾由于贫困的被告人难以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而往往不能实现，现在因为各国普遍规定“律师免费服务”制度而得以避免。根据这一制度，当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无力聘请律师时，应由国家出钱为其聘请律师。再如保释制度，过去被告人只有在提交高额保释金的情况下才可保释，现在有的国家（如美国１９６６年《联邦保释金改革法》）规定，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无钱也可根据无担保的保证书或其他毋需金钱的条件而获得保释。其次，这也表现在审理阶段。传统的程序保障措施多实施于审判阶段。诸如被告人的辩护权、与控诉方相对抗的权力都主要行使于审判尤其是法庭审判之中。审前阶段特别是侦查中的被告人权利极其有限，有的国家甚至近于诉讼客体。然而，这一情况近几十年有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诉讼程序以倡导“正当程序”而著称，但实际上警方追究犯罪的活动直至六十年代以前并未受到“正当程序”规则的过多约束。在侦查中限制乃至剥夺被告权利的事例时有发生。对此作出重大的改变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米兰达判决”和其它相关判决中强化了侦查中被告人保护的重要规则，即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并认定如侦查机关不切实保障上述权利的行使，由此而获得证据视为违法、无效。同样，其他国家也大多在侦查中开始允许律师的介入。如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刑诉立法都明确规定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在有些国家如美国，由于强调充分保护被告人权利并对侦查机关抱有高度的警惕，以致整个侦查程序都开始当事人主义化。

２、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普遍化。传统上，被告人权利的概念和内容都以欧美工业化国家为发源地的。其中，又以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被告人权利保护更为着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告人权利保护主要为欧美国家所重视，其它与欧美社会的宏观背景大不相同的国家如亚洲国家都未特别关注被告人权利保护问题。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几十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保护先后经历了两个普遍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二战结束后。目睹法西斯专制践踏人权现象的各国人民，尤其是亲受其害的欧美各国，无论知识分子、统治阶级还是社会群众，都深深意识到权力滥用的危害，感受到保护人权之重要。有鉴于此，不少欧美国家包括德、日战后都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诉的主要目标，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少方面均体现了被告人权利的精神。普遍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瞩目的事件当为与西方相对抗的苏东集团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实体崩溃与瓦解，随着这种事态的出现，这些国家的文化概念、政治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一个方面即是刑事司法制度，由于旧体制过于强调打击犯罪，似乎是一种逆反，新创体制非常注重防止权力滥用与保护被告权利，被告因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如阿尔巴尼亚、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均在最近几年内倡导注重被告人权利的抗辩式诉讼。

需要指出，被告人权利趋于扩大绝非偶然，它有着十分深刻的政治哲学与经验事实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与一种越来越得到认同的政治哲学紧密相关，这种政治哲学认为公民具有一系列天生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即或是犯罪者也同样拥有，这些权利应得到尊重，不得任意限制或剥夺，国家存在与活动的宗旨是保护而非侵犯这些权利。如果出于公益需要限制也必然约束在最小范围和程序上。基于这种思想，被告人权利保护当然被置于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经验事实更印证了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二十世纪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遇到许多国家发生的专制政权运用权力践踏人权的悲惨事件。对此，可谓教训难忘、印象深刻。所以，防止权力滥用、充分保护人权就成为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本世纪后半叶始终回荡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响亮旋律。正因为此，被告人权利保护才成为刑事诉讼发展最为重要与持久的一个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趋势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将持续下去。
（三）被害人程序保护的提出和加强

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设计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把犯罪追究与惩罚功能收归国家，认定被害人利益能为国家所代表与保护。同时，把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看待，或者保护或者限制。由此出发，“在近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害人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诉讼主体，而通常被视作广义上的诉讼参与人（有的国家也承认但范围狭窄），其主要作用与一般证人类似。在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运作之中，我们只能看到三大职能与三大主体——控、辩、审，即或换一个角度，也只能发现诉讼是国家与违法者之间的对抗。显而易见，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相当有限。

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变化的背景与被告人权利保护加强的理由相通。这就是说，被害人与被告人一样是国家应予尊重和保护的对象。作为公民，被害人与被告人、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完全独立的重要权利，其它任何主体都不能完全代表。基于此，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作了变动。例如１９８２年美国制订了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联邦德国１９８６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越来越注重在程序上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综观各国的程序立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其一，加强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如美国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如果被害人会受到威胁或将发生针对他们的报复行为，应对其加以保护，必要时可羁押施加威胁者。[①]其二，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作为刑事原告人出庭，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过去实行公诉垄断或公诉为主的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开始行使追诉权；如德国被害人保护法规定：在刑事审判中，国家法律保护的个人权益受犯罪侵犯者均可作为共同原告出庭，包括强奸、绑架或谋杀等案件的被害人（但涉及被害人亲属隐私的问题，若被害人作为证人，在一些国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②]其三，扩大了未起诉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即或未规定被害人起诉的国家，也强调被害人不同于一般证人的重要性。例如美国被害人与证人保护法就规定，检察官提交联邦法院的调查结果报告中必须包括一份所谓“被害人被害状态的陈述”，从被害人的观点来描述犯罪及其结果。这使法官有可能倾听并采纳被害人关于定罪量刑的意见。此外，有的国家如德国未起诉之被害人有权知悉法庭审判的结果与内容，并可聘请律师协助。其四，扩大了被害人从罪犯处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显然，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重要性在今天的确认，已经对传统的以被告人和国家相对立为研究中心的诉讼理论（无论是强调打击犯罪还是保护人权）构成一定挑战，也使据此构建的诉讼模式（无论职权主义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都受到冲击，所以一种强调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国家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与共存的新诉讼理念正为人们所逐渐接受，与此相应，一些国家诉讼模式也发生了一种很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于人权保护（包括被害人保护）的强调，这种加强被害人保护的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由于被害人与国家追究的一致性，笔者认为被害人利益的独立性与保护性不可能取代国家的追究作用，而只能作些有限补充）。
（四）日益追求诉讼效率

近几十年来，工业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即是犯罪率的急剧上升，统计资料显示：无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还是发展中国家，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而给刑事司法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作为解决这种压力的自然反应，增加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最重要的选择之一。由于在既定的经验情况下，司法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那么提高诉讼效率，以最少的司法资源（人力、财力、物力）取得最大的案件处理量就至关重要。由此，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即作了相应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广泛采取简易程序或其它速决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最独特也最主要的提高诉讼效率的方式是适用“辩诉交易”。这一方式的基本内容是通过被告方与控诉方之间的协商，以被告人有限认罪，放弃辩解以取得指控减少或刑罚的减轻。[③]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当事人主义核心的法庭审判即被省略，而这种庭审通常是冗长、繁琐的，这就无疑大大减少了各方的讼累，使本来要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得以避免，从而提高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处理能力。对此，统计资料显示高达９０％的重罪案件以辩诉交易方式了结。

大陆法系国家对效率的追求更为强烈，侦查阶段，通过赋予司法官较大的灵活处理权，减少其制约关卡，以尽快抓获罪犯，快速终结侦查。审判阶段，不仅依赖于法律制度本身，而且通过法官职权的充分发挥和对当事人双方的抑制来控制审判进程，通过规定各种简易审判程序包括各种速决程序进一步简化程序，使法官的司法投入得到减少。例如，法国、德国等均采用处刑命令程序，对轻微刑事案件在控、辩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以非正规程序予以处理。

当然，这里要指出，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主要是指诉讼公正性，在大陆法系则还意味着不能有损客观真实原则，不能放纵罪犯。从目标来看，效率的追求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已受到怀疑与批评，美国全国咨询委员会提议废除辩诉交易，其理由在于：这样有冤枉无辜的风险，使法院行政复杂性，同时还对社会寻求保护的需要构成危险。[④]这表明对效率的追求并非漫无边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至少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对效率的追求会维护现状而不会有大的扩展，而有的国家，由于过去缺乏简易程序的规定，则立法上或司法实务中都有可能依效率观作适当改革。
二

１９７９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１６年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作了重大修改。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一部新的《刑事诉讼法》诞生了。新《刑事诉讼法》是对旧《刑事诉讼法》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从内容上看，新法典保留了旧法典中诸多仍具有适用价值的条款、条文。立法体例、技术风格，也基本保持不变。但是，综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不难发现，这次修改，称得上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大改”。旧《刑事诉讼法》１６４个条文中，有１００多处作了改动，而且，许多条文的修改、补充，标志着司法观念的更新和诉讼结构的变革，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日益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动向以及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趋同。概括起来，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变化有：１．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２．完善了强制措施，严格了适用期限。３．强化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护。４．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５．废除了免予起诉，改革了审查起诉制度。６．法庭审判增强了“对抗性”色彩。７．增设了“简易程序”。

修改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已接近或基本符合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如：诉讼结构中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技术规则，开始要求当事人举证，注意发挥当事人在庭审中的积极作用；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被传讯或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得到加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简易审判程序开始确立；等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受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司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某些方面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差距尚存，甚至，我国已经承诺的某些国际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体现。因此，可以说从刑事诉讼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不足和局限。其突出表现有：
（一）在诉讼结构上，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存在机制冲突

在刑事诉讼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中，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接近，大都是一种协调性接近。即：对侦控方式进行当事人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审判方式中吸收当事人主义内容，使之前后一致，避免冲突。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进了庭审方式的对抗色彩，以当事人主义为基本走向。然而，侦查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职权式，即：将侦查视为国家机关的调查权限，为防止防碍侦查而限制辩护方的权利；二是弹劾式，即：为实现审判中的对抗，在侦查阶段，即以被告和辩护方为主体，与国家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辩护性调查并相互监督和制约，双方发生的分歧和纠纷由法院裁决，强制性侦查措施均须申请法院批准采取。我国的侦查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职权式，侦查权力强大，手段宽泛，采取搜查、扣押、邮检、拘留等措施不需司法令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出现了职权式侦查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对抗制庭审之间的矛盾，使我国诉讼内部存在机制冲突。这种状况，不仅难以使侦查方式与庭审方式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而且容易使人感到一种扭曲。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尚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