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
何家弘*

内容摘要：西方国家早期的司法证明方式经历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或者说从非理性证明向理性证明的进化。在“神明裁判”消亡的同时，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也开始分道扬镳。前者实行了所谓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者则形成了以陪审团为核心的“对抗式”诉讼制度。在“纠问式”诉讼制度下，证据调查过程具有片面性和武断性的特征，而且刑讯经常作为收集证据的重要手段；审判过程则缺少对证据的审查评断，法官的作用犹如加减证据的“自动天平”。英国的证据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副产品，其文书证据规则和口头证据规则的沿革都与陪审制度密切相关。但是陪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原来的证据规则依然发挥着作用。

我国学者对西方证据法的历史和现状似乎已经有了许多“定论”。毫无疑问，其中有些是公允的和正确的，但是也有些是错误的或模糊的。多年来，我们习惯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习惯于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去评价西方国家的证据规则。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容易产生偏颇。也许，借用“心理换位法”，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考察西方证据法的历史沿革，会对我们更有裨益。至少，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一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请神“告知真理”

就凡人而言，认识“真理”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由别人告诉你；一条是你自己去发现。前者可以称为“告知真理”；后者可以称为“发现真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很不发达，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自己去“发现真理”，所以就无可奈何地形成了请他人来“告知真理”的认识习惯。当然，告知者一般都是凡人崇拜的“神明”或“先哲”。后来，人类的认识能力提高了，人们便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自己去“发现真理”。不过，即使在科学非常发达的今天，人们也需要“告知真理”。例如，当你想知晓人类社会的某些发展规律时，你可以请教社会学家；当你想了解物质的内部结构时，你可以拜师物理学家；当你对人生感到痛苦或困惑因而需要人生的“真谛”时，你可以拜倒在神、佛或“大师”的脚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也属于对“真理”的认识，因此也要遵循上述两条基本途径，即或者由他人“告知真理”或者由自己“发现真理”。只要认真考察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沿革，我们就不难看到古今中外的司法人员在查明案件事实时采用的方法也经历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
（一）古代的审判方式

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员不是自己去查明案件事实，而是等待他人来揭示案件事实。换言之，司法人员的个人认识活动在认定案件事实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尽管现代西方国家早已告别了“神明裁判”和“司法决斗”，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那带有神秘色彩的证人宣誓制度。因此，了解司法证明方式的历史沿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国家现在的证据制度。

西方国家早期证据法的理念与今日司法证明活动中法官角色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法官的职责是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但是，早期社会中的司法人员并不具有这种职能。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例如，古希腊人认为，司法裁判的职责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而只能掌握在诸神的手中；法官之所以能够就案件做出裁决，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帮助。于是，司法裁决被认为是神的旨意，是一种被告知的“真理”，不是被人们发现的“真理”。换言之，人类法庭的作用不过是为神明旨意的“告知”提供了一种场所或工具。

这种观念并不是古希腊人专有的。在古代日尔曼民族的审判活动中，这也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证明方法。当时的“法院”就是行使一般社会管理职能的“民众大会”，裁决案件纠纷只是其职能之一。后来，为司法目的而召开的民众大会逐渐专门化，而且有些人被任命为终身的司法裁判官。这种从民众大会分离出来的“法庭”也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审判机构。它由非专业的“裁决人”组成，主持审判者往往是比较熟悉“法律”的长者。他们的职能与现代法官的职能不可同日而语。
（二）“神誓法”

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的“告知真理”方式是“神誓法”。例如，按照中世纪萨利克法律的规定，使用巫术是一种违法行为。假设约翰指控赫伯特曾经对他使用巫术。如果得到证实，赫伯特应该赔偿约翰63先令。在法庭上，约翰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赫伯待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

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此外，法官在裁判时也要考虑“誓言帮手”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是否为当事人自己挑选的，以及他们是否该类案件中必不可少的证明等。

当时的法律一般都明确规定了各种誓词的内容。例如，公元9世纪英国的盎格鲁一萨克逊法律中就有如下规定：（1）索赔被窃财物的原告人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妒嫉或其他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传言或信念。”（2）被告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3）“誓言帮手”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誓词是清白的和真实的。”①

人们在此可以看到，“誓言帮手”的誓词并不涉及案件中争议的事实问题。他们并不像现代证人那样，在法庭调查中宣誓就有关争议事实提供自己的证言。实际上，“誓言帮手”对案件争议事实可能一无所知。他们也没有必要知晓，因为上帝是明察秋毫的，无论你知晓与否，天谴神罚都不会有错。当事人的誓词是真实的，帮手的誓词当然也就是真实的；当事人的誓词是虚假的，帮手的誓词当然也就是虚假的了。上帝有没有显示惩罚的意旨就可以证明其陈述的内容是否属实。
（三）“神明裁判”

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

让被告人光脚走过灼热的犁铧也属于“热铁审”。牧师首先宣布：“这些载有圣明和神力的犁铧将对案件做出正确的裁判。如果这个被指控者是清白的，那么他赤脚走过这个犁铧的时候，伟大的上帝就会用他的力量保护这个被指控者，使他的脚不受到伤害。如果这个被指控者是有罪的，那么上帝就会降下旨意让他的脚受到严重的烧伤。”

在上述“神明裁判”中，司法证明的天平显然不利于接受考验的一方，因为一般情况下人都会受到热铁的伤，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幸免。这显然与“神誓法”的结果不同，因为对神发誓之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出现，宣誓人就可以胜诉。由此可见，法庭决定让某一方当事人宣誓或接受考验，实际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审判的结果。换言之，“神誓法”和“神明裁判法”中也已经掺加了人的意愿和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庭怀疑某人说谎，就会要求他接受神的考验，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他对神宣誓，因为宣誓的结果概率对他有利，而考验的结果概率对他不利。于是，我们就看到这种考验往往用于那些名声不好的被告人，那些被指控犯有投毒等恶劣罪行的被告人，那些难以让人信赖或者无法找到“誓词帮手”的当事人。

古代日尔曼人经常采用一种“冷水审”的“神明裁判”方法。诉讼当事人在膝盖处被绑起来，然后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部，慢慢地放入水中。根据他的头发的长度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如果他的身体沉入水中的深度足以使那个绳结没入水中，则证明他是清白的；否则就证明他是有罪的。其理由是洗礼教派的水不能容纳提供虚假证言的人。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还有一种“神明裁判”方法即使在现代人眼中也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那就是“面包奶酪审”。法庭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内吞下大约一盎司的大麦面包和同样大小的奶酪。如果他没有困难地吞下了，就证明他无罪；如果他吞不下去或者呕吐了，则证明他有罪。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有罪者在心理压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唾液分泌减少的现象，于是就感到口干舌燥，难以下咽。此外，在“冷水审”中，被考验者的浮水知识和技能及其头发的长短都会对裁判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问题在当时是不受人们重视的，因为“神明裁判”方法并不被视为检验证言真伪的手段，而是被视为邀请神明“告知真理”的方式。诚然，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

古代西方国家司法证明方式的基础是当时人们对神的无可争议的信仰和崇拜。当然，这也反映了人们对“告知真理”的青睐。法庭审判无非是为这种“告知”提供一种舞台，因此那时的当事人不是用证据去说服法官或陪审员接受他的主张，而是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或神明的“示意”来证明其主张。古代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赋予被告人做出“不争辩”答辩或减轻处罚答辩的权利，也没有关于自首和回避的规定，因为“万能的上帝”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无须做出多级的裁判。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诉讼被视为私人之间的争斗，国家对司法活动的控制主要表现为防止当事人把法律握在个人手中作为复仇的工具。因此，权威性的判决显然比合理性的判决更为重要，而且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信仰和崇拜。
二 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由人“发现真理”
（一）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的萌芽
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考

巴占防


[内容提要] 辩诉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由于其自身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以及重效率轻公正的弊端，导致司法界对其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当然在中国这种争议也存在，人们对能不能在中国移植辩诉交易有争议。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可以移植，并阐述了其在中国的移植的可能性，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模式。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公正与效率 法官自由裁量权 绝对公正 相对公正
一、 案情简介
根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的报道，面对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试用新的审理方式----辩诉交易审理终结一刑事案件。
2002年12月18日，两群人群殴。被害人王玉杰被打成小腿骨折，脾脏破裂。犯罪嫌疑人孟广虎承认，因车辆争道，孟自已和王玉杰等数人发生争吵，孟广虎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打电话叫来五六个人，双方发生互殴。
案发后15个月， 公安机关没能抓到孟广虎同案的其他人，公诉机关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欲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孟广虎。辩护人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公诉机关则认为，追逃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大量的时间及人力物力，而且由于本案是多数人混战造成的结果，证据收集也将困难重重。
由于控辩双方意见严重分歧，为了解决问题，公诉方建议辩方同意采用案件管辖法院准备试用的辩诉交易方式审理本案。辩护人征得孟广虎的同意，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辩诉交易的申请。经双方协商，辩方同意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协议达成后，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收到该申请，对辩诉交易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后，决定受理。开庭前，合议庭组织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就附带民事赔偿进行庭前调解，达成赔偿人民币4万元的协议。
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休庭合议后，当庭宣判：孟广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起国内第一例试用辩诉交易方式审理的刑事案件开庭时间仅用了25分钟就结束了，然而这一司法实践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使早已不是新鲜名词的辩诉交易在整个法学界乃至全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争议。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或大加赞赏，或是横加指责，使得本已持续三十年的争议继续地延续着。
二、 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理念
所谓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的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
在英语中，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被告人对指控的承认；另一个是换取控方一定的让步。按照美国的实践，辩诉交易就是减少指控、降低指控以及建议法院从轻处罚。
这一制度的实践最早产生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但一开始，辩诉交易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直到1970年在Brady诉U.S.一案中方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可。1974年4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辩诉交易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在美国，已经提出起诉书或告发书的案件，不是必须经过庭审阶段才能解决，现在越来越普遍地通过“辩诉交易”进行。在开庭前，诉讼双方都要进行认真的准备，包括双方律师会见可能成为证人的人，提取鉴定人证明，收集有关案例等，然后起诉方与被告方在庭外进行谈判，如市场交易，故称辩诉交易。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提出的要求，起诉方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理或者撤消指控。如以抢劫罪为例，美国法律将其分为三级，一级抢劫罪可以判处十五年监禁，如果降格为三级抢劫罪，则判为七年监禁。诉讼双方做成的辩诉交易，法院可以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法院接受了辩诉交易，法院应通知被告人，法院将把辩诉交易内容具体体现在判决书中。如果法院驳回了辩诉交易，法院应将这一事实通知双方当事人，记录在卷，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然而辩诉交易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却并没有因为它法律地位的确立而一帆风顺。
早在1973年阿拉斯加州检察长Cross就曾命令全州所有检察官停止参加辩诉交易，同时期“全国刑事审判标准目标咨询委员会”还在全国大范围内大专生疾呼争取在1978年之前废除辩诉交易。当然辩诉交易非但没有被废除，反而以不可阻挡之势风行全国，据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美国有近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表明是认罪的可得到可靠的定罪而结案的。因此，尽管美国的一部分学者反对辩诉交易，然而以辩诉交易时至今日在美国的发展来看，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
美国的辩诉交易之所以这么盛行，有其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传统因素，其中一点就是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很大。对于一个案件，检察官可以指控全部罪行，可以指控部分罪行，可以指控一项罪行，可以一项也不指控。另一点就是美国在证据方面把被告人的认罪作为惟一的定罪根据。而不像大陆法系国家则明文规定仅凭口供不能认罪。再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实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成员都不是懂法律的人，他们作出的结论随意性很大，属于外行判案，控辩双方对审判结果难以预料，通常由于这种随意，被告人选择认罪。
在司法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美国的比较法学者批评其以私了的作法等于是对控制犯罪的正当程序模式的根本背离，“这种制度最不利于穷人和下层民众，因为其低下地位和过去前科易于招致嫌疑，他们经常被迫认罪，其中的无辜者并非罕见，可以说，通过认罪协商解决冲突，虽然表面上是在实行正义，但几乎全都背判了下正义的事业”。这种争论也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了曲折。
三、 我国应当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中国是否该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从最初法学界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与操作的介绍，到有学者主张借鉴辩诉交易确立轻罪书面审程序，再到重庆綦江桥案件期间有学者进而提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再到倍受法学界吹捧的“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又称被告人认罪的量刑折扣），无一不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学者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认可和提倡。然而，中国的立法者却始终没有把辩诉交易提到立法日程上来，而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下，用辩诉交易的方式审理了第一案，无疑扮演了一次司法改革者的身份。
不管人们赞成辩诉交易也好，反对辩诉交易也罢，这种争论的核心论点无非就是围绕着辩诉交易的优点或者缺点进行的。
⒈反对派的观点
反对派们认为中国不宜移植辩诉交易，认为中国没有移植辩诉交易的土壤，辩诉交易是在美国最先确立的，美国允许公民有沉默权，即被嫌疑人不能被迫自证其罪，法官对被告人的审判要排除合理性怀疑，美国的刑罚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轻的，这一切表明美国在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同时，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障。而我国的现行立法状况不承认被告人的沉默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审讯原则，因此，也不存在排除被告人自证其罪的情况；相较于美国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过于强大而言，中国更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此其一。
再者，反对派们对中国确立辩诉交易还在于辩诉交易本身存在的弊端。有的学者认为辩诉交易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⑶，它实际上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进行交易，没有将被害人拉入到交易中去，导致被害人的愿望通常不能得到体现；更有的学者罗列出一系列辩诉交易的缺点，以说明该制度在中国的不适用，这些缺点主要有：
（1）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造成冲击。案件未经法庭的审理，不能认罪，案件的犯罪分子，也就不能适用缓刑、减刑，因为这违背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在国家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是对法律和整个法制环境的破坏。。
（2）对刑事诉讼法的冲击。按规定，刑事案件当中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有罪的，就推定他无罪。证明有罪的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案件不能成立，按无罪处理。但辩诉交易是只要自己承认有罪，就可以定罪，也不要求查清了，所以它既不符合我们关于有罪的证明标准，也跟我们“疑罪从无”的原则相违背。另外，按照我国举证责任的规定，公诉方有责任证明被告有罪，但辩诉交易则使公诉方淡化、减轻、推卸了自己的举证责任。
（3）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冲击。我国坚持“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刑事政策。而辩诉交易的适用则有可能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人。
（4）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种冲击。我国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当前党政、司法队伍的严重问题来抓。如果把辩诉交易合法化，它就有可能变成了公权与私权的交易，钱财与权力的交易。
(5）辩诉交易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公正，而只有坚持程序公正，才能确保刑法在保卫社会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重视，这种情况下实行辩诉交易，势必会带来较在的负面影响。
⒉ 支持派的观点
相较反对派如此充足而又有力的理由，支持中国移植辩诉交易的说辞就显得苍白而无力，统观众多法学者的观点，可以总结成以下两点：
（1）辩诉交易提高了检察官的行政效率。交易使每一个检察官能够比把案子起诉到法庭上处理的多得多的案件。对有些人来说，这种高效率使辩诉交易取代审判更值得，甚至更理想。在理论上，检察官可以把资源从这个案件转移到其他案件上，使检察官把辩诉交易作为定价机制来用有限的资源产生更大的威慑力。
(2) 检察官可以降低指控，依次在最大限度的惩罚和根本无惩罚之间求得一种妥协。对于一些疑难的案件，即便是采用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也未必就能达到绝对的正确无误，也存在着制造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虽然客观真相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现有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它上升到法律程序的层面上时，法律所认定的事实和客观真相之间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距。所以说：绝对的公正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辩诉交易的实质是在绝对公正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公正。
⒊ 中国移植辩诉交易的可能性
仔细分析反对派和支持派的观点，就会发现部分法学者对辩诉交易的认识上存在着错误：
辩诉交易和刑事审判当成一种零合的交易。假定减少辩诉交易就会有相应的审判增加。他们参照刑事审判来评价辩诉交易，由于刑事审判的性质公开性、对立决策、被告的宪法权利和特权是辩诉交易的缺点所在。学者们对一种制度能够并应用多少辩诉交易来取代庭审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把辩诉交易和庭审作为固定的两极。
事实上，辩诉交易与刑事审判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由于它的适用是在当事人双方掌握的证据都不是很充分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交易的主体由诉方的检察官与辩方的律师进行的。在双方达成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法院的审判来体现和确定这种交易的。
其次，只承认辩诉交易能够提高办案效率，而认为其没有正义。有的学者提出的观点是“公正优先还是效率优先”进而提出辩诉交易只能提高效率，而不能保证正义与公平，得出没有正义的效率即没有价值的结论。然而，姑且不论没有正义的效率是否有价值，一味的宣扬辩诉交易的效率功能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公正职能是否可取？这也是对辩诉交易实质的一个误解，辩诉交易的实质是绝对公正取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正义，然而相对正义也是正义！
认为辩诉交易对我国的法制原则会造成冲击，是不对的，辩诉交易并不是否认被告人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不对其进行处罚，更不是完全的没有根据的量刑。它是在被告人承认犯罪的情况下，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有关的证人证言，由法官根据相关的法律确定其所犯的罪行，然后在法律规定的刑罚期限内，选择一个较轻的刑罚。因此，反对派的观点，即认为辩诉交易会对中国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罪行法定原则”、“只重被告人口供，轻证据”造成不利冲击等说辞是不正确的。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进行，立法者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赋予法官以及司法职业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而辩诉交易正是在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有的学者就会认为，如果实行辩诉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没有有效的机制制约的情况下，新的腐败如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难免会乘虚而入，必将会产生像基金黑幕，黑哨事件等所谓的辩诉交易的黑幕。把一些早已存在的腐败推到辩诉交易身上，这难免有“愈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腐败问题确实是司法领域的一大问题，但是即使没有辩诉交易，想搞腐败的人依然会搞，不会因为有了辩诉交易，而腐败的更猖獗，因为这种交易行为至少放在桌面上，公开对话，较之暗箱操作的司法内幕，司法丑闻，司法腐败更透明一些。说辩诉交易会导致腐败，其实是在为腐败分子寻找借口，推卸责任。最重要的还在于司法者本身的素质问题，如果法律上需要司法职业者享有一定的裁量权，辩诉交易也肯定这种权利，而同时，法律有惧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那么人们所要寻求的解决方法是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一权力，而不是取消或排除肯定这一权利的制度。因此国家所要做的是加大司法工作者的审查力度，提高其自身素质，而不是一味的批评、否定、排除辩诉交易制度。
许多学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不能实现正义与公平，只能提高办案效率，进而得出没有正义的效率即没有价值的结论。不错，辩诉交易确实能提高司法效率，对于一些疑难案件，比如，在取证方面确实存在一定困难或在事实上存在较大争议的，采用这一方式可以节省法院的人力，物力和不必要的诉讼支出，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反对派或是支持派都认可，这里就不多做论述了。下面主要论述辩诉交易能否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就一般的法庭审判而言，公平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当事双方掌握的证据以及对案件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使得已发生的案件重现，然后法官根据一个是非标准做出判决。然而，对于一些比较疑难的案件，在采用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下，也未必就能达到绝对的正确无误，也存在着制造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虽然客观真相只有一个，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真正的使发生的案件重现，仅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一些证言陈述，而推定出一定的事实，由于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它上升到法律程序的层面上时，法律所认定的事实和客观真相之间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距，所以，绝对的公正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很难做到。有些案件由于侦查难，起诉难，辩护难，审起来定案难等，一拖再拖，有时为查清某个事实，为了依法办事，被告人、受害人、法院、检察院、侦查机关，都作了大量的无用功，导致案件长期积压，被告人长年累月的关押着，受害人的权益的不到及时的保障。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人们对诉讼，对法律公正性、权威性的怀疑。
辩诉交易正是针对这种疑难案件而使用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辩诉交易的适用可以使悬而未决的案件得到解决，及时的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因此，辩诉交易不是没有正义，而是在绝对正义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正义。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单纯的指责其缺点或是宣扬其优点，笔者认为，辩诉交易虽然有弊端，但是也有其优越性和合理性，所以，在限制其弊端的情况下，我国还是可以实施辩诉交易的：
（1）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法律必须要符合世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发展大趋势，这就需要进行司法改革。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一些做法。从这些年借鉴的成果来看，有很多成功的典范。比如，庭审方式由过去很陈旧的纠问式变成了现在控辩双方的抗辩式，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履行律师职责，无罪推定原则，取消了收留审查制度，司法改革允许公民公开旁听案件，等等。通过这些改革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虽然我国的公诉机关的代表是国家，不可能完全实现被告人与公诉机关的地位平等，但是被告人在诉讼中能与检察官对抗。
（2）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效率和公正永远是刑事诉讼追求的最终目的。辩诉交易是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诉讼效率越低，诉讼程序的持续时间越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遭到迫害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如果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不到及时的追究公民对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司法的公正性，就会产生怀疑，刑罚的一般预防和教育作用也就得不到发挥。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效率价值与公正是统一的。辩诉交易有其效率价值，同时也有其公正的体现，是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所以能够在我国实施。
（3）辩诉交易是双方利益的妥协，这就需要检察官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的检查制度采取的也是起诉便宜主义。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检察院可以自由裁量是否对被告人提起诉讼，可以做出起诉或是不起诉的决定。正是因为检察官拥有了这样的权力 ，才有了与辩诉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的其他要求，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繁琐的案件，确保整个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
（4）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设了简易程序。虽然从性质说，我国的简易程序根本不同于辩诉交易，但隐约有辩诉交易影子的存在，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22条的规定，在我国简易程序的采用必须得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被告人三方的共同同意。这种要求无疑吸取了英美法系国家辩诉交易中程序合意的因素。
(5）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实务中，一个被告人认罪态度很好，另一个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但二者最终判决的结果却毫无二致，可见我们的刑事政策没有落实。在实践当中，认罪态度充其量是法官一点自由裁量的余地，可以酌情考虑。如果能够实行辩诉交易，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就有法律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