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庭认证存在的弊端及对策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廖永南

当庭认证是指审判法官在开庭审理中，基于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供的和人民法院自行调查收集的经过当庭质证的所有证据，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审查、核实、判断、鉴别，在法庭上确定其证明力有无或大小，进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审理活动。当庭认证是为了避免审判活动中“暗箱操作”、“先判后审”、提高庭审的透明度、公开化和增强司法公正而在全国各地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一项措施，虽然其出台的初衷是好的，对案件快审快结，引导当事人有据举在庭上，有理说在庭上，让赢的赢得堂堂正正，让输的输得心服口服，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仍然争议很大，很难操作，有的内容甚至与相关法律规定产生冲突。
第一，当庭认证难以具体操作。由于认证是审判活动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因此它应由独任庭审判员或合议庭成员合议后作出，合议的过程应由书记员记录在案。实践中，认证的过程独任庭审判员无须与谁商议，但合议庭在法庭上往往是简单交换意见或作出某种暗示后就作出认定其证明力的决定。在庭审中审判人员交头接耳进行商议，不仅使庭审活动显得不严肃，而且书记员也无法准确地记录合议过程，更重要的是当庭认证违反了秘密合议规则，让有的当事人听到会产生对审判人员的抵触情绪，影响了法官和法院的公正形象。此外，报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若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认证有不同看法，将会带来许多矛盾难以解决。
第二，当庭认证不利于庭审顺利进行。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如果审判法官对证据的证明力当场确定，势必影响当事人在法庭辩论中的积极性，不利于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间接地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甚至会出现当事人当场与审判人员就证据效力问题发生争辩，认为审判人员有偏见，甚至故意置法官一种尴尬局面，而影响庭审的质量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第三，当庭认证导致庭审效率不高。目前尽管不少法院都明确提出应当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性”来认证，但究竟是从形式上解决证据的可采性，还是从实质上解决证据的证明力（可信性）问题？或者是二者均包含？实际上很难说清楚，笔者认为，无论是指形式上的可采性，还是指实质上的证明力，都意味着当事人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都将进入法庭调查，都应在庭审过程中确认，从而导致庭审效率不高。
第四，当庭认证缺乏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并没有要求证据必须当庭确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够当即认定的，应当当即认定；当即不能认定的，可以休庭合议后再予以认定；合议之后认为需要继续举证或者进行鉴定、勘验等工作的，可以在下次开庭质证后认定。……”而也没有要求证据必须当庭认证。因此，有关证据的确认，应视其情况具体分析。对当事人认可或者不予反驳的证据，可以当庭确认其证明力；对有的证据要通过分析整个案情、反复论证思考，才能确定其证明力，而在庭审过程中又无法做到，则不宜当庭认证。
第五，当庭认证很不科学。从调查目的和调查过程来看，法庭调查显然并不只是为了确认证据在形式上的可采性，还必须确认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可信性）。如果在全部证据没有调查核实完以前，或者虽调查完了但没有进行认真审查、思考、分析就当庭作出认定证据实质上的证明力，是很不科学的，而且操作上有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当庭认证本身违反了证据的关联性，因为证据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构成一个证明体系，不能孤立地一证一质一认；其次，当庭认证有违秘密合议规则；再次，当庭认证还有违现行的庭审程序，法庭辩论程序因此可能形同虚设。
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中，由于这些认证问题的存在，导致出现“当庭认证”比较混乱和庭审改革陷入困境的局面。要正确处理好认证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认证的目的、任务和程序均缺乏明确规定，因此，除立法界和司法界进一步完善规范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外，法官还必须正确区分证据的可采性和可信性，并对其进行科学地审查和认定。
一、完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曾经一段时期，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对自由心证原则普遍持批评态度，认为单靠法官“内心确认”来处理案件，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如今，对自由心证的观念有所转变。在一般情况下证据调查是指在法庭上进行的，而证据采纳主要是指法官如何来实施心证。从法理上而论，当言词辩论结束时，在诉讼上就表现为一切证据的总汇集，等待着法官去评判，这时即要求法官“其心如秤，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分置于左右之秤盘并从而权衡何者具有较大之重量”，所以现行审判制服佩挂的胸徽也是以天平作为法院司法公正的标志。从哲学的角度讲，由于人的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虽然从本质上可以认识一切，但认识能力总是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又是有限的，加之诉讼的效率要求，法官并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发现全部案件的真实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自由心证虽是资产阶级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它的专利，前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也采用了自由心证原则吗？当然自由心证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立法界和司法界只有结合我国的实情吸收其合理的成份，才能建立起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
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求法官断案，只能依照法律事实，依靠证据。其次，若法官对案件事实尚不能完全确定时，还应考虑适用“最大概率”或“最大限度”原则，既然法律赋予法官在法律适用上享有自由裁量权，那么法官在事实认定上当然也可以根据内心确信的极度去评判推断事实。
二、正确区分证据的可采性和可信性（证明力）。认证包含二方面的内容，一是认定证据是否被采纳。凡是客观存在的，法院认为对争议事实有证明作用，并不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法官合理排除的证据，均具有可采性，应当予以采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证据是以非法证据材料为线索再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违法收集而的确属原始书证、物证或无法再收集的证人证言，均具有可采性。如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就具有可采性。二是确定证据的可信性。凡对待证事实的存否、真伪、状态及程序等具有实质性证明作用的证据，均具有可信性。没有可采性的证明便没有可信性。法官如果能正确区分形式上的认证和实质上的认证，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不适格证据进入法庭延误诉讼，提高审判效率的问题，也能明确认证的具体内容。
三、科学认证。根据证据的可采性和可信性认定的特点和不同内容，笔者认为，认证应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证据的可采性审查和认定，应主要在庭审前准备时进行。对认定为可采纳的证据，允许当事人提交法庭调查质证；对明显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应予排除，当事人不得再提交法庭调查质证；对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一时难以认定的，应当在庭审调查质证后，当庭作出采纳与否的认定。其二，证据的可信性即证明力的审查和认定，应当在判决时或判决书中进行。建议取消在法庭调查阶段对证据的证明力当庭认定的做法。无论是当庭宣判的判词还是审理后定期宣判的判决书都应充分阐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可信性分析及认定理由，只有真正做到判决有据、有理、合法，才能使纠纷当事人信服。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新罪名，主要应对因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等造成的交通事故多发、高发的态势。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醉酒驾驶机动车现象明显下降，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死伤人数有所减少。但实践中，醉酒驾驶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隔夜醉驾行为的认定

隔夜醉驾，一般是指前一天晚上饮酒，第二天处于醉酒状态实施驾驶的行为。关于隔夜醉驾，因隔夜的特殊性在处理上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隔夜醉驾行为人因对醉酒驾驶无认识，主观缺乏故意，不应认定为犯罪;有观点认为，隔夜醉驾行为人应当认识到醉酒状态下实施驾驶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但处于容忍或放任心态，如果检测仍处于醉酒状态应当认定为犯罪。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犯罪，主观上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明知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进而放任该种危险。醉驾行为认定的标准遵循的是“一般人标准”。每一个人的酒精耐受性不等，立法与司法只能规定一定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作为酒驾或醉驾标准。隔夜醉驾行为人因前一天晚上过量饮酒，第二天“酒醒”后开车如仍被检测为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从客观上分析，该种行为同样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危险;从主观上分析，行为人对是否饮酒以及酒后不能开车均存在认识，至于行为人自认为已经脱离醉酒状态的错误判断属于认识错误范畴，不影响行为人醉酒驾驶故意的认定，这并非客观归罪。

司法实践中，隔夜醉驾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并加以处罚，则行为人均会倾向于援引“隔夜”甚至“隔数夜”醉驾来规避刑罚，这有违立法原意。而且，隔夜醉驾行为若不认定为犯罪，则是否“隔夜”将给司法认定带来极大困难。

二、因公醉驾行为的认定

因公醉驾，一般是指因公务需要而实施醉酒驾驶行为。在主体上，一般限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严格说来，公务员醉酒驾驶应考虑从重处罚，但对于紧急情形下的因公醉驾要区别处理。比如，警察在休息时间饮酒，发现有严重犯罪行为而醉酒驾车追缉犯罪嫌疑人。对于一般主体紧急情形的醉酒驾驶，如见义勇为、救助急危病人等情形下的醉驾行为，都应以“紧急避险”理论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公务员以执行公务为名意图逃脱刑罚的，应在量刑上考虑从重处罚。

三、非“道路”醉驾行为的认定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罪状描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显而易见，立法要求无论是醉酒驾驶还是追逐竞驶，都要求发生在道路上。对于何为“道路”，2011年4月22日修订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因此，“道路”应作扩大解释，只要机动车有条件在该地域范围行驶，并且该地域范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安全性，就应将该地域范围解释为“在道路上”。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在人不多的私家停车场醉酒驾驶行为，可考虑不认为是犯罪。对于在广袤的沙漠或戈壁上醉酒驾驶，由于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不应认为是犯罪。但需注意的是，对在人数众多的城市主干道或公园、广场等地方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形，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四、醉驾认定中的推定问题

认定醉酒驾驶，需要对行为人是否醉酒加以判断，故驾驶人的酒精检测是一个关键。立法规定，醉酒驾驶(标准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一律入罪。但是，实践中常常发生如下情形:行为人遇检查酒驾时逃避酒精呼吸检测或是血液检测，甚至在交通肇事后逃离肇事现场躲避酒精检测。比如，2012年1月5日，王某驾驶轿车载乘妻子丁某赴宴，醉酒超速行使，逆行导致骑乘摩托车2人当场死亡。王某让未饮酒的妻子丁某“顶包”假称驾车导致事故投案自首。但在警察讯问时，丁某不能回答车速、档位引起怀疑，最后如实交代系王某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在已经过去数小时后，王某的酒精含量检测为6mg/100ml，距离80mg/100ml的饮酒驾驶的标准差很远。从酒精检测结果出发，不能认定为王某酒驾或醉驾，但警察从陪同的丁某和一起喝酒的朋友以及饭店服务员处获取旁证，由于致死两人不能仅认定为危险驾驶罪，而最终认定王某交通肇事罪，对王某按照交通肇事罪从重处罚。该案中，王某被认定为存在醉酒驾驶情节，主要系从旁证中推定而得。这种推定依据地方公检法三家联合发文而进行，是否妥当，值得商榷。

另外，在危险驾驶罪认定中，对存在醉酒驾驶嫌疑且逃离酒精检测的，依据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对当事人被查获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测试或者提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的，应当立案侦查。当事人经呼气酒精测试达到醉驾标准，在提取血样前脱逃的，以呼气酒精含量为依据立案侦查。(作者单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