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土地使用制度革加强土地资产管理的规定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为了切实加强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增加财政收入，以进一步适应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在全市范围内的国有土地，除党政机关办公用地、军事用地、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安居工程、经济适用住房、集资合作建房、教师住房等普通住宅建设用地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划拨使用的土地外，无论是新增建设用地，还是原有划拨土地，一律实行有偿使用。
　　（二）土地有偿使用采取出让、入股、租赁（年租）方式进行，除土地使用权人自愿接受出让和有条件的企业自愿选择入股供地方式以外，主要采取租赁方式供应土地。
　　（三）土地出让金（年租金）由土地使用权人交纳。土地管理部门是土地出让金（年租金）的征缴单位。土地出让金（年租金）是国家财政预算资金，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对征缴和使用实行收支两条线。
　　（四）新增建设用地，除本规定第（一）条规定可以划拨使用的土地外，可采取出让方式供应。旧城改造涉及的房地产开发用地，原则上采取拍卖、招标的出让方式供应；各项建设需征用集体土地的，应当先由政府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然后进行“通平”开发，再由土地管理部门代表政府组织出让。
　　（五）新设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方以划拨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的，除国务院规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以外，必须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对于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有困难的，可在出让合同中约定分期缴纳。原有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要按有关规定签订有偿使用合同，逐年缴纳场地使用费。
　　（六）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改变原合同规定用途的，根据不同用途的出让金规定标准，按差额部分征收土地出让金。
　　（七）军队依法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包括以土地使用权为条件与地方合建、扩建房屋，兴办合资合作企业，出售、出租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及原有、新增开发耕地出租等，用地单位须持解放军土地管理局制发的《军用土地补办出让手续许可证》，到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办理土地变更登记。
　　（八）军队依法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收益金，地方不参与军队土地收益分成。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可依照财政部[1992]财综字第172号文件及总后勤部[1988]后营字766号文件规定，收取土地出让业务费和登记费。
　　（九）集体土地用于经营性非农业建设，应依法严格按程序审批，实行有偿使用。
　　（十）在全市范围内，除本文件有特殊规定以外，对下列用地可实行租赁（年租）制度，同时，要办理租赁手续。
　　　1、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工、商等各类企业用地；
　　　2、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医疗卫生系统、公益事业单位等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改变用途作为经营性用地的；
　　　3、居民以营利为目的，将以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改变用途作为商业服务业店铺用地及其它经营性用地的；
　　　4、其他按政策规定应缴纳土地年租金的。
　　（十一）土地租赁制，是指政府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出租人）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土地使用权人（承租人）使用，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年租金的行为。土地租金一年一交纳，由土地管理部门代政府收缴。
　　（十二）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将土地或地上建筑物向外出租的，由土地使用权人向政府交纳土地年租金。承租人隐瞒与土地使用权人的出租事实，影响土地年租金征收的，该土地年租金由承租人代交。
　　（十三）因企业改革或其它原因（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处置土地资产，必须经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土地产权界定，并制定国有土地资产处置方案，进行地价评估。国有土地资产处置方案和地价评估结果，必须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确认后实施。
　　（十四）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国有企业改造或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组建企业集团的；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的；国有企业进行租赁经营的；非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除本文件另有规定的以外，可以采取出让或租赁方式处置土地使用权，由改制后的企业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或年租金。
　　（十五）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与银行“抵债返租”和“抵债返贷”的，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银行另行处置该土地使用权时，必须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或租赁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或年租金。
　　（十六）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出售时，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处置，同时办理出让手续。
　　出售企业净资产不足以安置职工的，比照破产企业的办法处置土地资产，按照需要，以相应的出让年限和面积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安置职工。具体安置方案由土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拟定，经政府批准后实施。
用于安置企业职工的土地出让金，受让方确有困难的，可分期缴纳，足额交纳后，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对这部分出让金要全部用于职工安置和职工社会保险统筹。
　　（十七）以出让或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或土地使用权变更及改变用途的用地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土地使用权属确定事实发生之日或土地权属变更、改变用途之日起30日内，向国家、省、市规定有管辖权的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逾期不登记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十八）土地管理部门要按照《吉林省土地登记条例》的规定，对用地单位和个人核发土地使用证。对取得住宅楼产权的居民逐户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发放土地使用证。在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中，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必须同时发放。
　　（十九）对开展经营性活动的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使用证实行年检制度。
　　（二十）开发国有新增耕地，各开发单位或个人要携带拟开发土地的有关资料到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申报，经农业、畜牧、林业、水利等部门论证，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现场踏查和勘测，按照《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经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开发。对划拨的国有荒山、荒地进行农业开发的项目，土地管理费按每平方米0.01元收取。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土地法律、法规进行确权登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或《集体土地所有证》。
　　（二十一）开发的农用国有土地，可由县级人民政府租赁给乡（镇）、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含国有农、林、牧、渔、苇场）开发使用；也可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同级人民政府开发后，租赁给单位和个人使用。由县级政府非投资性租赁的，旱田每公顷每年土地租金不高于100元，水田每公顷每年土地租金不高于200元；投资性租赁的，其土地年租金可由出租和承租双方根据投资额多少另行商定。对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减产的，可根据情况适当核减。
　　（二十二）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是国有土地资产的产权代表和土地管理的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对越权审批、划整为零审批、未批先占、改变地类、不履行有关手续转让、出租、抵押土地资产等违法行为和拒不申报登记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严肃查处。
　　（二十三）对阻挠、妨碍征收人员履行公务的，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四）对不按期交纳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租金的，按滞纳额3％收取滞纳金或依照法律程序强制执行。
　　（二十五）土地出让金、租金征收部门，必须认真履行征收职责、依法征收。征收人员违反本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六）工商部门对在有偿使用范围内的用地业户，没有出据土地出让批件或土地年租金收据的，不予办理营业执照年检；规划部门对没有用地审批手续的用地户，不准定位放线；动迁部门对没有土地使用权灭籍手续的用地户，不予动迁；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在办理房屋转让、抵押等交易手续时，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批准划拨使用的土地外，无地税局土地增值税完税凭证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出让批件或土地年租金收据，不予换发证书；金融和财政、开发办等部门对土地开发者，无土地部门及有关部门批准文件，不予发放贷款和有关开发资金；对经营性用地，没办土地出让或租赁批件，广播、电视、报刊不予刊发出售、转让、出租等房地产广告；监察、法制、物价等部门要在依法行政、制定政策、公布价格等方面，对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租金的征收工作给予主动配合。
　　（二十七）本规定由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并由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二十八）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过去本级政府制定的文件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从委托与委派的不同性质分析典型贪污　特殊贪污及职务侵占中主体身份在客观要件上的不同点
　　　　　　　　　　　　　　　　　　　　
　　　　　　　　　　　　　　　　　　　　 张生贵
　　
　　　　某地境内影响一时的交化公司班子成员集体贪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可以说是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经过近一年的审理仍未最终定案,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结后有三人上诉,二审发还重审后, 全案五被告均提出了上诉,接受本案第五被告人王某家人的委托, 我担任了王某的辩护人参加了庭审,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虽被重审采纳,但在本案定性方面还有可谈之处。
缺憾之 一、控辩双方对罪名确定不谋而合,审判法庭重审时改变定性。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是依据第271条职务侵占罪提起指控的,案件由来及事实的认定各方均没有异议。涉案五被告人系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的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会计、 监事长、现金,也是公司的班子集体。自98年3 月份至2000年8月份, 利用职务之便利采取私设小金库及“小进大出”的手段将公司法人资产从单位小金库支出,并以奖金方式平均分取,累计28万元,人均取利5.7万元。
　　罪案发源于职工举报,纪委查办, 查清后移交检察部门,虽说是涉案标的不大, 但案件的发生使班子集体成员无一漏网,就感到影响不小。情节虽简单,但紧接着涉及到的定性定罪又使得当地司法界,包括检、 法及律师各有不同的判断认识,到后来的审判中也真是出现了“控而不判,判而无控”“一审落判，重审改裁”的现象。
　公诉方以职务侵占罪为指控,理由是从该公司的性质上看,公司经过九四年的改制，国有参股(34%)、 职工入股(60%)组成，是特殊时期组成的股份合作制公司, 而改制方案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中明确“国有股”是以固定资产折旧注入,逐年计取资产占用费,不收股利, 十年后全部资产撤出。自九四年改制后至二000年年末,公司均按方案如数缴纳资产占用费,案发时做为国有股体现的固定资产完好无损, 五被告只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小金库资金以奖金方式集体均分,因而控告方按职务侵占罪提出公诉。
　案件在第一次初审后,按照“职务侵占罪”下判, 五被告中有三人以量刑较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审查后认为没有查清主体身份而发还重审,案件焦点再次转移到被告人主体身份方面,原因是在公司改制的一九九四年, 其主管部门－－商业局给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一被告人)及监事长(第五被告人)出具过一份“委托书”,委托代管公司内的国有资产部分。重审时控方仍旧依据《刑法》第271条确定罪名, 再次按职务侵占提起公诉,做为本案被告的各辩方, 根据全案事实也以控方定性正确,有部分辩方附以主、从犯认定有异议做二层辩护,另三位辩护人以量刑情节及有自首行为为由做从轻辩护。 第二次庭审之后法院以集体“贪污罪”改变了定性,提高了刑期,加重了处罚,五被告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上诉。
　缺憾之二、“贪污”“侵占”似是而非,细辩案情确认定性。
　 按照《刑法》规定各罪的成罪要件,辩护人依然坚持职务侵占罪的定性较为准确。我国《刑法》 把“贪污”与“侵占”分别列入不同的侵害客体类罪,就“贪污”而言又有“典型的贪污罪”与“特殊转化的贪污罪”,《刑法》第382条是典型的贪污罪,从主体构成、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成罪客体四方面均有清晰明了的规定,而该案应当说主要针对难点在于是否是“特殊类型的转化型贪污”,近因依据是《刑法》第271条二款的规定。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及法无明文不定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审判实践, 确认罪名应追求准确无误,排除似是而非, 该案中主要是看五被告是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特殊主体，具体可见,涉案中公司的性质是“国有参股”,并不是“国有独资公司”, 被告人虽有国家机关“委托”, 但被告主体身份也并非是被委托到非国有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
缺憾之三、“委托”“委派”性质不一，“国资”“法资”应有区别　
　　《刑法》条文表明: “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是特殊贪污罪的构成主体。《刑法》第271条二款取用“委派”、“从事公务”, 并未包含“委托”行为, 而《刑法》第382条二款则采用“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由此可见《刑法》条文对“委托”、“委派”的含义和性质是有不同区分的,“委托”主要针对的是“国有财物” 重在客体指向,以保护国有财物和被委托主体的廉洁为要，受委派者与委派者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受委派人按照委派者指示行事，是履行职务行为。而委托者与受委托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受托人按委托人指示活动，是民事活动中的授权行为，两者的相同点：都以本人名义从事活动，活动结果由本人承担，但不同点在于责任后果及客观行为有完全不一的性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第十条、第十四条对公司人员侵占公司财物罪做过明确规定, 而本案中被占资产并不是“国有”资产，客体对象方面与典型贪污罪不尽相同。 也曾有不少的刑法学理论教材中把“国有财物”含在“法人财物”内容中,不作区分。但最高院2000年2月16 日“关于对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国有资金的行为如何定性”以及2001年5月23日“关于在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该两个批复意见从成罪要件的主体、客体两方面加以明确,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把“国有财物”、“法人财物”、“委托”、“委派”、“国有参股主体”做了具体规定,对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有法人代表被继续任命到改制后的国有独资公司中任职的,也做过纪要性说明。具体到本案, 被告虽有被委托的事实,但国有财物未受到侵害, 从刑法保护的特殊客体看不具备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笔者倾向应定为职务侵占罪。
　　　　　　　　　　　　作者单位：内蒙古上京律师事务所
缺憾之四：法律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力度还需强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上诉人行使上诉权的内容，同时还专门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作出了规定，即“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做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更应当绝对保护公民的上诉权。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仅规定了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没有规定保护上诉权的具体方法，内容不够全面具体，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正确全面理解立法本意的基础之上，结合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上诉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对上诉不加刑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仅就上诉不加刑问题作出了一般原则性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至二百五十八条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我国的第二审程序实行全案审理原则，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只要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全案进行审理，即针对一审裁判中有关未提出上诉的其他被告人的裁判内容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存在错误也要进行审查，结果是使得一审裁判对于其他被告人作出的判决结果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并有可能发生改判，根据上诉不加刑的二审原则，对于提出上诉的被告人不能加重刑罚，如果允许对于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势必造成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二审中不会被加重刑罚，其他同案被告人却由于他人提出上诉而可能在二审中被加重刑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被告人不能再提出上诉，如果对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实际上剥夺了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有悖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是针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作出的，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仅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则二审法院仅可以对被抗诉的被告人加重刑罚，不论其是否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均不得加重其刑罚。否则就会剥夺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解释采纳的是这种意见。
缺憾之五：上诉不加刑的含义与二审改变罪名不应当发生互不相干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改变罪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根本含义，就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能维持原判刑罚，或者对上诉人改判轻于原判的刑罚，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包括通过改变罪名的方式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如果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认定罪名确有错误，只能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前提下，对上诉人改判其他罪名，如果改判罪名会必然导致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则不能作出这样的改判。关于在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下对一审适用刑罚错误的纠正，《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
由于由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不适用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即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可以对上诉人判处重于原判刑罚的刑罚。因此，对于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依法应当加以纠正的，在过去的刑事审判实践中，有些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纠正原判决适用刑罚上的错误，对上诉人判处适当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这种作法虽然可以纠正原判在适用刑罚上的错误，但其本身是极为错误的，不仅变相地违背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还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新审判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条件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其中并不包括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情形，因此，只有在原判决具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时，第二审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如果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即使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也不得撤销原判，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更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借口，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以达到改判加刑的目的。
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改判的案件，能否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理论界对此认定不一，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处刑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如果允许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实际上也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违背，同立法时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本意相抵触，同时，由于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是符合程序法规定的，是正确的裁判，因此没有理由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有失偏颇，首先，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予以改判的案件，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适当的、重于原判的刑罚，或依法适用附加刑，并不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仅是禁止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加重上诉人的刑罚，而不能禁止通过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的错误进行纠正，其次，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虽然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但由于原判决适用刑罚确有错误的，因此二审维持原判刑罚的裁判在适用刑罚上也是确有错误的，因此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对于上述问题刑事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最终结果都是加重刑罚，就不如保留实践中原有的作法，既便于操作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即不能考虑操作简单也不能考虑诉讼经济，而必须从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既重实体程序上适用刑罚的正确无误，同时又重视审判程序的合法，可以说《解释》的上述规定对于规范审判程序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