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监管规定



（国家林业局2003年5月30日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防止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加强对国外（含境外，下同）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的检疫管理，根据《植物检疫条例》及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从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包括果木、花卉、中药材、绿化水土保持用途草籽），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从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的检疫审批，实行国家林业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林业主管部门两级审批制度。
第四条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必须在对外贸易合同或者协议中，注明《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提出的对外森林植物检疫要求，货物入境必须附具输出国家或地区政府植物检疫机构出具的证明该批货物符合我国提出的对外森林植物检疫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第二章 引种申请
第五条 引种单位（或个人）应当有国家林业局认定的，具备《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资格的种苗繁育基地；不具有上述条件的，引种单位（或个人）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必须种植在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指定的森林植物检疫隔离试种苗圃中。
第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的在京单位及驻京部队、外国驻京机构等，应向国家林业局提出引种申请；其他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委托代理引种的，向代理人所在地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七条 申请引种时，由引种单位或个人（或代理人）填写《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申请表》。属于贸易引进的单位还须具备进出口贸易林木种苗资格。首次引进时，须向审批机关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属于政府、团体、科研、教学部门交流、交换、科研用途引种的，需向审批机关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引种单位与引种种植地不是同一省级区域的，引种单位提交申请表时，必须附有引种种植地所在省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同意引种和负责引种后监管的证明材料；代理人与所代理的引种单位引种种植地不是同一省级区域的，代理人提交申请表时，必须附有引种单位引种种植地所在省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同意引种并负责引种后监管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属于引种单位首次引种的品种或引种品种首次引种国家（地区）的，引种单位须调查了解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在原产地的病虫发生危害情况，并在申请时向审批机关提供有关疫情资料及拟种植地的防范措施等材料；对于引种数量较大（由审批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疫情不清的，引种单位应事先进行有森检人员参加的引种原产地疫情调查。属于再次引进的，应提交前次引种后采取的监管措施、有害生物发生和防治情况。

第三章 审批
第十条 凡是国家发布的禁止进境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禁止审批。
第十一条 首次引种国内或种植地所在省没有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或者已有引种，但一次进口量特别巨大的（由审批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审批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第十二条 经过风险评估可以引种的，新品种，第一次只能批准引种少量，并经过在审批单位指定的隔离试种苗圃试种成功后方可再次引种；进口量特别巨大的，审批单位应提取一定数量的样品，在指定的隔离试种苗圃实施监管种植。
第十三条 国内已有分布或引种，而拟引种种植地省没有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由种植地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科研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国内没有分布和引种的，由“国家林业局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中心”负责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引种审批机关自收到《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检疫审批申请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之日起，应于30天内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五条 申请引种数量在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限量内的，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重点工程造林苗木、草坪种子、超过省级审批限量的引种由国家林业局审批。在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引种、须国家林业局审批的，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将填写好《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申请表》，会同相关材料报国家林业局。
代理人与所代理的引种单位引种种植地不是相同省级区域的，由代理人所在省的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占用引种单位种植地所属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批指标。
第十六条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批准的有效期限一般为2个月，特殊情况有效期限可适当延长，但最长有效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已逾有效期限或需要改变审批单上引种的品种、数量、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的，须重新办理检疫审批手续。获批准而没有引进的，必须在有效期满后7天内将已办理的审批单退审批机关。
第十七条 各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前，将本省该年度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及疫情监测情况报送国家林业局。新发生（发现）的危险性病虫疫情，按照《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含商贸）省级审批限量表》由国家林业局根据林业生产发展实际和疫情变化情况制定修订。《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由国家林业局统一印制。

第四章 检疫监管
第十九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是引进林水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的监管部门。原则上实行“审批机关和引种种植地是相同省级区域，由审批机关负责监管”和“审批机关和引种种植地是不同省级区域，由引种种植地所在省的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管”的原则。
第二十条 符合上述原则，但审批单位或引种种植地的林业主管部门不能对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实施监管时，必须及时向委托监管单位发送委托监管书，防止不能实施有效监管的情况发生。
第二十一条 每次审批，审批机关都要明确该批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的监管部门及联系方式。各引种单位（或代理人）在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到达国内并通关后，应在7天内告知负责监管这批货物的森检机构。
第二十二条 国家林业局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对认定的《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实行监管。每年在有害生物发生季节至少到所监管的苗圃对有害生物发生情况调查1—2次，并每2年对所监管的苗圃审核1次。对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引种隔离试种资格，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收回《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铜牌，并报国家林业局备案。
第二十三条 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必须在批准的隔离试种苗圃种植并接受监管。监管时间：一年生植物不得小于1个生长周期，多年生植物不得少于2个生长周期，观赏花卉类1—4周。监管期间，不得进行分散种植或销售。
第二十四条 引种种植地发现疫情的，引种单位必须迅速报告所在地和所在省的林业主管部门，并在当地森检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及时采取封锁、控制和扑灭措施，严防疫情扩散，立即停止移植或销售活动，并承担实施检疫处理的全部费用。在发现疫情前已经移植和销售的，要在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下，限期追回。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对于认真履行本办法规定，及时发现并控制、扑灭疫情的单位和人员，国家林业局给予通报表扬；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该办法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该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半道“宰客”也是抢

[案情]2003年5月28日,在大同矿务局打工的三个河北民工租乘被告人王某和李某的出租车回家乡望都县收割小麦，双方讲好租车费500元，出发时预付100元用来加油。当车驶出大同，进入怀仁县境内时，王、李二人停车加水。王提议“要挣大钱”，“跟他们每人要500元，不给就硬要”，李遂表示同意。当车行至盘山公路上时，坐在后坐的李某开始向三民工索要“油钱”、“车费”，并以“不给钱（车就）不走”相威胁，前边的王某一边驾车一边帮腔，“打呀骂的”，三民工无奈，分别各自掏出一些钱交给被告人李某，共计1500元。李还扬言“一会儿搜身，（从谁身上）搜出（钱），（就将谁）扔沟里去”。车行至邻县白石口检查站时，停车接受检查，三民工不顾二被告人的阻止，强行下车报警，言称被抢，同时夺回了被要走的钱款。王、李二人被交警抓获。
[意见]在本案的处理上，产生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强迫交易罪。刑法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论处。故强迫交易罪是情节犯，而本案二被告人采取语言威胁的手段，迫使三民工接受其客运服务，促使不平等交易目的的实现，以超出原价两倍的价格强迫受害人付款，差额太大，属情节严重情形，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王、李二被告人主观上报着一种要“挣大钱，必须心要恨”的心态，寻找借口，以语言相威胁，给三民工造成心理恐惧，致使其害怕受到其他伤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交出原价数倍的“车费”，实质上是敲诈，二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所有权，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定抢劫罪。二被告人有着明确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在此动机下产生抢劫乘客的犯意，并实施了语言威胁的行为，而且利用特定的危险环境，对受害人进行精神强制，迫使其就犯，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评析]笔者认为，虽然二被告人的行为似乎构成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但仔细分析起来，对该二被告人最终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处下：
（1）、本案二被告人在三民工向其租车时，即已将目的地、价款等谈妥，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客运合同成立并生效。尽管作案时合同已进入履行阶段，与合同的订立一样，同样仍然处在服务交易之中。因此，从二被告犯意的产生到实施威胁行为均在交易中发生，且被告人又从事的是合法的旅客营运业务，专门提供客运服务，并非像那种平常并不经营客运业务而却强迫三民工临时有偿搭车的行为一样，故符合强迫交易罪的客观要件。被告人是专营出租车业务的经营者，对市场行情是明知的，对路途远近以及车费计算不会出现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且客观上也不存在市场行情与原定应收车费有差距的情形，故其强行索要巨额车费，符合强迫交易中情节严重的要求。二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践踏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愿公平交易的原则，扰乱了市场秩序，同时也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权利，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
（2）、但二被告人毫无理由地强行索要几倍于原定价格的“车费”，且密谋策划时，即约定“要挣大钱”、“不给就硬要”，反映了其贪利动机和非法掠夺他人财物的目的，一切借口只不过是占有他人财物的幌子，在自己的合同义务未予全部履行前，便威胁三民工预付巨额“车费”，并且当即支付。这一切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似乎给人一种强迫交易的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交易的范畴。本来双方约定到达目的地再给付余款400元，但二被告人为“挣大钱”，在半途中发难，从其选择作案的这一时间段上来分析，显然与到达目的地后再威胁三受害人支付数倍的车费之情形炯然不同。其见财起意，敲诈勒索的特征表现得要更大一些，更明显。而且此时，其目的已不再是促使交易的实观，而是进一步转化成赤裸裸的敲诈。再从其作案的空间上来分析，在野外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内，似乎也跟一般生活观念上的交易市场相距甚远，其正在市场中交易的这一概念已从心理意识层面淡出，因此，被告人此时的心态已不再是对市场交易秩序的藐视和挑战，而是纯粹的借机打劫他人钱财。故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已不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及公私财物，而是纯粹的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另外，二被告人只实施了语言威胁，未对三民工实施暴力侵害，仅有程度较轻的推拉扯拽，三民工的人身权利未受侵犯，从这一点上看，二被告人的行为也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
（3）、被告人王某、李某当面威胁三民工，并且扬言当场要实施所要威胁的内容，即“扔到（山沟）里（喂狼）”，三被害人自感无回旋余地，被迫当场交出财物，具备了抢劫的两个“当场”性特征。虽然，二被告人未侵害三民工的人身权利，只进行语言威胁，有意识地施加了精神压力，而威胁不仅仅是抢劫的特征，而且也是敲诈勒索的特征，似乎属敲诈勒索行为，但在行驶中的出租车这一特定的空间内，又是在异乡，人生地不熟，而且行进中的车辆在客观上也变相地限制了乘客一定的人身自由，无法得到外援，几及于“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之境地，尽管二被告人未实施暴力，只进行了语言威胁，夹之以程度很轻的推拉扯拽，但在三民工心理上造成的恐惧感、不安感却由于这一特殊的处境而被成倍地放大，此时的一推一扯尽管并不会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甚至连一个钮扣也不会掉落，但却在受害人精神上会造成了巨大的强制效力，其心理感受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在熟悉的开放的环境下相差甚远。从这一点看，虽未使用暴力，但给三民工心理上造成压力之大不亚于对其人身进行直接的暴力伤害，从而直接使之失去反抗能力。山高路险，沟壑纵横，行车当中，如反抗则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跌入万丈深沟；如不反抗则至少人身安全得以保全。事已至此，“身不由己”，屈服其淫威，违心地将血汗钱拱手相让，无疑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的威胁已足以抑制三受害人的反抗。二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已远远超过敲诈勒索行为，已超越了敲诈勒索所能评价的范畴。试想，如不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惩，谁还敢再乘坐出租车，当大家都对满大街的出租车敬而远之的话，这个行业乃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这么大的法益难道不应该受到更加强力的刑法保护吗？
（4）本案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既具有强迫交易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特征，界线并不是很明显，不易区分。对于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来说，前文已述及，考虑到二被告人选择的作案时间，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表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根据省高院2002年度刑事工作会议的精神，敲诈勒索罪的数额较大暂定为1500元，而本案二被告人向三民工强行索要了1500元，扣减400元合理的租车费，应以1100元计算犯罪数额，如此，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情节严重还是可以构成该罪的），故该罪可以排除，不再讨论。至于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二者之间，由于被告人作案时利用了特殊的时空条件，出租车又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行进途中作案极有可能造成乘坐者人身、财产损失，甚至造成对过往车辆和路人的损害，危及公共安全，因而其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以抢劫论处，才可罚当其罪。这如同携带凶器抢夺一样，虽然是抢夺，但一旦“携带凶器”这一因素介入，性质马上发生变化，即转化为抢劫（刑法267条二款）。最高人民法院[1993]法发2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合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一）项规定“……凡在列车内，对旅客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如以语言威胁、暴露或者暗示以凶器或者依仗人多势众，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等，强拿旅客财物或以‘借钱借物’为名索取财物的，以及对旅客实行强买强卖，侵犯旅客财产权益的，均应以抢劫论处。”故对本案二被告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也正体观了这一精神。此外，从想象竞合犯这一角度分析，即使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时均符合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但择一重处的结果，仍应以抢劫罪处罚。
（5）也许有人会想，以抢劫论，起刑点就是三年有期徒刑，是否处罚太重？二被告人所抢的钱款数额仅一千余元，又被三民工夺回，未造成财产损失。毕竟被告人也提供了客运服务，实践中此类“宰客”行为又并不鲜见。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客观归罪的报应主义思维。“宰客”本是民事范畴的概念，是民事行为，“宰客”具有引诱、欺诈的成份，但起码建立在一个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只不过利用了消费者处于一种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弱势地位。而本案是犯罪行为，受害人在被告人的威胁下，已丧失了自主意识，双方之间已失去了一种交易的平台和现实基础，二被告人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且利用了特定的危险环境，性质恶劣，其行为已超越了强迫交易罪甚至敲诈勒索罪所能评价的范围，故以抢劫罪论处是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另外，本案的小型出租汽车不属于刑法第263条（二）项的“公共交通工具”，依法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不会处罚太重。

朔州市中级法院 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