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社区矫正：冷静但不必杞人忧天

宋立军

人民法院报5月8日第二版发表了苏桂英同志的文章《“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该文从另一个角度，给社区矫正工作“泼冷水”，泼得好。听到不同意见，不管它对不对，我们的态度都应如沐春风。因为它能促使我们冷静地认识问题，慎重地开展工作。正如苏文末尾所说，这是为了给正沉浸其中的人“提个醒”，这支“冷静剂”打得及时。但是通读该文，也不难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社区矫正从国外引入中国，是一个法律移植的事件。因而我们不能不对“供体”与“受体”间的异同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倘异大于同，那是万万不可移植的。有如鸟的心脏怎能移植到人身上呢。从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试行情况看，中外的社区矫正不同之处是有的。如，推动社区矫正的力量来源上即有明显区别。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探索，是以民间创新带动国家行动。美国的缓刑，就是由波士顿一个叫奥古斯塔斯的鞋匠独创的，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缓刑之父”。直到去世时，他作了18年缓刑观护人员，按今天的话讲，就是社区矫正志愿者。为了做好这项义务工作，即使生意陷入了困境，他也在所不惜。通过他的努力和影响，在他去世后第20个年头（1878年），马萨诸塞州出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缓刑法规，并确立了缓刑观护官的法律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个人请求合情合理，当地的法官就可以依据“自由心证”原则，突破法律，支持个人请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一个普通的鞋匠竟能独创出一种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原因之一。而依我国的法律传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推动。

诸如此类的不同，的确需要我们在社区矫正移植过程中冷静考量。苏桂英同志恐怕就是担心，以目前的国情、社区发展的现状以及人的素质论，一旦移植出现机体“不适”或“变异”，必给“受体”带来致命伤害。但是，就我国移植社区矫正这一法律制度而言，“供体”与“受体”之间是否有更多的兼容性和同构性（以下简称“兼同”）呢？回答是肯定。

为了使我的阐述更有针对性，我想分别对应苏文中的四个“担心”来说明这个问题。

兼同之一：“斗争哲学”已经让位于“人权人道”，让位于“宽容互助”。

法国经过了历次专政，法国人从“断头台上的平等”中终于幡然醒悟，诞生了伟大的《人权宣言》。人们意识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过于强调专政，就是漠视人权。我们过去的“群众专政”（苏桂英同志认为极可能发展为“业主专政”），在今天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不仅生活中人道的情感渐多，就连宪法也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尽管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刑罚已经一步步走向轻缓，是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不是苏文所担心的“从文明走向野蛮”。过去，罪犯的子女是抬不起头的。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从这个侧面看，我们的国民已经逐步从僵化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据史料记载，奥古斯塔斯就是“一位自信心甚强，并具有充分热忱及深遂同情心的人”。毫无疑问，“人权人道”、“宽容互助”已经成为中西方思维共容的起点。没有淳朴的民心，就没有社区矫正。

兼同之二：社区矫正可以促进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公民的责任感。

“解铃还需系铃人。”法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对于个体的犯罪，罪犯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犯罪这种社会问题关键还是靠社区成员去协助“案主”解决。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曾一度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忽视社会组织调节的作用。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市民社会（主要体现在社区建设上）发展缓慢，特别是城市社区建设中人们彼此缺乏认同感和依赖感，也就是苏文中所讲的：“社区居民都很忙，邻里之间很少往来”。而西方社区矫正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奥古斯塔斯这样的人物，很显然是市民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市民社会才能倡导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彼此负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政府。很显然，我们也要尽快构建市民社会，特别是加强社区的建设。应该说，近几年我国的社区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都选在社区建设良好的地区。从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经历中不难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与社区建设是互动的关系。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社区建设的十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规定：“在推行社区发展的初期，改变居民的态度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社区矫正的实行，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态度。如前所述，“无人专政”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同时“无人专政”也并不等于“无人问津”。罪犯的家人、亲属、朋友、社区上的热心人，他们虽然不是“法律内行”，但是他们更能从情感上拉近与社区矫正对象的距离，更能从日常的细微之处关爱社区矫正对象，这些是专业司法人员所不具备的天然素质。至于“小脚侦缉队员”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至少我所生活的社区以及我所调研的社区中社区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轻人。退一步讲，即便是“小脚侦缉队员”，她们的阅历和热情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能温暖浪子之心。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苦口婆心”了。这种母性的力量绝不可小视。此外，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从上而下推动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怎么可能不作为呢？只不过他们的作为更多地体现在依托社区上，更多体现在对社区中的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指导上。因而，社区矫正不可能变成 “无人专政”（我认为这里换成“无人问津”要好些，只是借用一下而矣）。

兼同之三：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不能等同于“无薪劳动”。

我们都知道，罪犯在监狱里不是无偿劳动，尚不存在剥削的问题，怎么社区矫正竟会“倒行逆施”呢？这是用落后了的眼光看新事物。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公益劳动突出它的公益性，而不是功利性。公益劳动是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工作与服务，以对被害人、社区进行一定的补偿。从国外的实践看，大体包括收集垃圾、清理街道、修理公共设施、照顾幼儿、医院医疗协助等。我国社区矫正的公益劳动场所也不设在营利场所内，只能选择敬老院、公共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公益劳动的时间有严格限制，且不得占用矫正对象正常的工作时间，根本就不存在“薪”与“非薪”的问题。更不允许社区的经济实体、社区人员“享受（剥削）罪犯的劳动成果”。因为矫正对象的权利与社区其他成员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在国外，社区矫正对象的公益劳动与私人监狱内的劳动不同。在欧洲一些国家，公益劳动是用来替代短期自由刑或折抵罚金的。不过，我们还真得“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警惕落后地区变“社区矫正”为“社区专挣”。

兼同之四：社区矫正不是掩盖而是解决“监管顽症”。

不可讳言，由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在监管罪犯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超押现象非常严重，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其实，这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近年来，联合国在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到解决监狱拥挤的行动方案。那就是尽量减少监禁刑，采取监禁的替代措施。可以说，不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免谈。台湾学者杨士隆先生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诸多见解中，“转向处遇”是纾缓监狱拥挤的最为有效的策略。它可以分为“前门策略”和“后门策略”。前者诸如大量适用缓刑等措施，后者如提高减刑、假释比例等。可以说，要想在多重压力下解决“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任何人任何时候也做不到。因而，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出发，将社区矫正移植到中国来，实在是非常必要，而不是“饮鸩止渴”。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全盘否定苏桂英同志的观点，而是旨在倡导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面对社区矫正这样的新生事物，保持冷静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此而杞人忧天，尤其要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15第二版)


作者：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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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苏桂英

“罪犯”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是应该“坐牢”、“蹲监狱”。不过，“社区矫正”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传统观念，一些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可以“回家服刑”。“社区矫正”彰显了刑罚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试行“社区矫正”是对传统的监狱内监禁式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变革。

浅析《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法院处理独生子女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案件中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罗华伦
随着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落户文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在加速，海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征地补偿款分配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不断有权益受到侵害的村民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引发分配纠纷，或直接向法院起诉、或上访，甚至闹事，已成为影响海南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对于公平、公正的保护每一个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和谐海南、平安海南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指村民委员会或由村民小组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时，在村民中实行不平等分配，不分或少分给一部分村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而引发的纠纷。司法实践中，要求村委会或村小组分配征地补偿款的主要有两大类主体，一类是外嫁女及其所生子女，另一类是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份额）。对于外嫁女及其所生子女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问题，本文不作论述。本文仅对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份额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农村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与优待：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
《南国都市报》于2010年12月22日报道了“文昌独生子女户诉讼讨回损失征地补偿款8万元” 一案，当事人潘涛和华小萍夫妇俩依据《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通过法律途径讨回了自己应该得到的8万元。此事在文昌市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昌法院2010年到2011年3月份止受理同类型案件已达7件。
司法实践中，独生子女家庭因与集体经济组织间就分配征地补偿费时应否以及如何多分一人份额发生争议的现象较为普遍。有关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后，就案件是否应予受理，实体裁判时应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等问题，部分法院认识不一。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张天翔律师指出，村民小组作为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制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但是，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地方性规章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村民小组制定的被征用土地安置费和补偿费分配方案，部分内容与《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独生子女家庭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补偿款时“增加一人份额”的条款相矛盾，村民小组不能剥夺独生子女家庭的合法权利。
在上述案件中，潘涛和华小萍夫妇通过法律手段讨回了自己应得的征地补偿款，文昌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引用《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裁判的做法合乎法律适用的原则，切实保障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虽然该案已经案结事了，但是，对于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本文认为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通过仔细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条文，虽然条文中规定了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和社会保障，但通篇却并没有对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法生育的，以及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所享受的各种优待及奖励的处理办法作出详细规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及社会保障规定有所遗漏的地方，国家应该修订法律法规或出台司相关法解释，增补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惩罚措施和办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但要维护当事人（独生子女户）的合法权益，而且还要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国家的利益。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没有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后又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惩罚措施作出具体规定，但山东省在《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生育的，由发证机关收回光荣证，停止凭证享受的各种优待，并追回领取的各种奖励。”基于此，《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没有此因规定，本文建议海南省人大应考虑修改《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此类规定增补进该《条例》中。
这里还涉及到两个问题：1、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法生育的，发证机关收回光荣证，停止凭证享受的各种优待，并追回领取的各种奖励。特别是针对已领取的各种奖励问题，此处的奖励应该认定为国家财政对原系独生子女父母的物质奖励，不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将在稍后论述。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应将此类案件应列为行政诉讼案件，因为发证机关为国家机关，发证对象为符合条件的夫妇，这属于不平等的主体，不能形成民事上平等的法律关系，而应属于行政上的法律关系。2、如果奖励是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那么此类奖励应该由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作为原告追回,而不得由发证机关或政府追回，此类案件应列为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此类奖励原系集体经济组织内的财产，是否追回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定，勿需强制追回，这与前述的行政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如果由发证机关作为原告来追回集体经济组织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则有越主代庖，滥用职权之嫌，且也违背了民法的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第二，《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农村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与优待：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这样的规定很值得商榷，其原因如下：
虽然国家从国情出发，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鼓励夫妇少生优生，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但是此处的奖励是国家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奖励，而不是其他组织、单位和个人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奖励，《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的规定有违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原则，比如在征地补偿款分配方面，该条款意即为政府强行要求获得征地补偿款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将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得到的征地补偿款多分一份给独生子女户，这是变相的掠夺了村民的财产权。虽然独生子女户少生优育，只育有一个子女，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但这不能由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买单，而应当由国家来对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的夫妇作出奖励和优待。
以上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本文认为，对于农村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案件，应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立法方面，应考虑重新制定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社会保障以及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后的惩制办法，现行法律对独生子女户的物质奖励已经非常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所以国家还应修改立法着重提高对独生子女父母的物质奖励，以适应社会生活发展要求。
第二、在司法程序设置方面，对于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的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在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这样的诉求应当由独生子女父母作为原告提出，当地政府作为被告，因为独生子女父母自愿终身只育一个子女，是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而不能将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列为被告，否则即是政府的行政合同行为（政府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应认定为行政合同行为）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其产生的行政后果却由独生子女户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这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
第三、在行政机关职能设置方面，既要照顾优待独生子女户，又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怎么做才能达到双赢呢？本文认为，国家应建立一整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领取登记、奖励、事后监督制度，比如由当地计生部门登记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当地民政部门对独生子女户进行精神奖励和发放各种物质奖励，并设置专项财政基金，补齐独生子女户在其所在集体有征地补偿费、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所应得到的同等数量和份额。并由计生部门监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户是否遵守相关政策规定，如领取该证后又违法生育的，应通知当地民政部门提起诉讼追回其所得到的各种奖励，或者统一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代表政府进行诉讼，追回国家发放的各种物质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