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机关应对之策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2003年10月列入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目前立法机关正会同法学专家及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以制约权力、保障人权为导向，对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进行重大改革。此次改革将导致我国侦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公安机关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安机关必须高度关注、认真研究、提前应对。
一、侦查程序改革的背景

（一）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随之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又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及“政治文明”写进宪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司法改革运动蓬勃发展，全社会实行法治的大环境基本形成。

（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受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和世界范围人权运动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对安全与自由、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值均有大幅提高，人们不再甘于成为刑事司法程序任意处置的客体与对象。反映在侦查上，就是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公安机关能够迅速、及时破案，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公正、文明执法。这种背景下，如果公安机关侦查能力和执法水平不能与时俱进，就难免陷入被动挨打、倍受社会指责的境地。

（三）刑事司法趋于国际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刑事司法制度日渐趋同，特别是联合国有关人权条约规定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普遍为世界各国遵循。近年来，我国先后加入或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10多项国际条约。这要求我国刑事司法必须向国际标准靠拢，逐步认同和接受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强制措施实行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律师自由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允许律师在场等诉讼原则和制度，达到“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最低标准”。

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弊端

（一）对侦查权监督制约不够。我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强大的侦查职权，如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之外的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有权自行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行为。事先不需司法机关批准，事后不受司法机关审查。侦查权的行使，更多的是依赖侦查机关的自律，缺乏制度性的有力监督。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施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现象屡禁不止，侦查机关和侦查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与指责。

（二）犯罪嫌疑人权利缺乏保障。侦查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有权自主采取各种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对此，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服从和配合，无从申请司法机关介入和提供保护。同时,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十分有限，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不享有沉默权;律师不享有调查取证权和讯问时的在场权，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因此，我国侦查程序凸显秘密性和封闭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处于类似客体的地位，权利难以有效保障。这与联合国有关国际条约的要求相距甚远，也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不协调。

（三）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产生冲突。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做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模式,增强了庭审的对抗性、辩论性。但是，与之密切关联的刑事审判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却依然沿袭纠问式的体制，控辩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使得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之间出现严重不协调，从而部分冲击和抵消了庭审制度改革的所追求的效果。

三、侦查程序改革的内容

（一）建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及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由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如逮捕、搜查、扣押等，进行审查和批准，是侦查程序构造的理想状态，也是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远景目标。目前，考虑我国宪法体制和基本国情，可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由其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同时，为强化司法救济，应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就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仍不服的，应准许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维持或者撤销的裁定。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考虑我国目前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目前尚不宜规定英美式的明示沉默权。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又存在许多问题。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而且容易引发刑讯逼供。因此，刑事诉讼法修第93条规定应予废止，并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三）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有助于增强侦查程序的公开性和有效保护人权，我国立法应逐步采纳。目前，考虑到我国刑事犯罪形势、犯罪嫌疑人经济能力和律师队伍现状，尚不宜完全赋予律师上述权利。但为保证侦查取证客观、全面进行，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保全证据的权利。在侦查初始阶段，可继续实行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的做法，但在侦查进行一个阶段后，就应当准许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联络，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及进行限制。应逐步推行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如在羁押场所建立律师值班制度，由值班律师现场监督讯问过程，并在讯问笔录上签字。这样，既可杜绝刑讯逼供发生，又可增强口供的合法性和证明力，防止犯罪嫌疑人动辄翻供。

（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目前仅由司法解释加以规定是不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倒根据”。同时，为解决刑讯逼供难以证明的问题，可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出一定事实、指控执法人员对其刑讯逼供时，应由控诉机关承担“没有实行过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对通过非法口供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以及使用违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我国立法应逐步确立排除规则。在目前阶段，对前者，只要该证据本身收集程序不违法，可规定不予排除;对后者，则应区别对待，交由法院依据违法的程度来裁量是否排除。

（五）将技术性、秘密性侦查措施纳入立法。将电话监听、秘密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及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立法，是侦查法治化的要求。但鉴于此类侦查手段和措施的特殊性、高度机密性，刑事诉讼法对此只应作一些原则性规定，不宜过于细致。在审批权限上，由于此类侦查措施基本不涉及对公民人身、财产的强制，所以仍可交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备案。这样，既可以保证侦查效率，又便于检察机关监督，并有助于增强秘密获取证据的合法性与可采性。

（六）羁押部门与侦查机关分离。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和监狱、劳教所、强制戒毒所一样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有利于分权制衡，避免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侦查机关的单方控制之下。从而有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权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四、公安机关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侦查程序改革的目标取向，一是合理约束侦查权，二是有效保障人权。因此，改革必然带来对侦查机关职权的限制与剥夺，从而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侦查工作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我国侦查机关对侦查职权的依赖性相当大。许多同志之所以反对侦查程序改革，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强大侦查权的迷恋。但必须认识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下，侦查机关绝不能再单纯依赖侦查职权维持侦查能力，更不能把侦查效率建立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之上。不可否认，侦查职权的限制会一定程度地削弱侦查能力，但这是侦查法治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完全可以通过推广运用科技手段、转换侦查模式、完善工作机制、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工作加以弥补。

（二）多策并举，大力提高侦查能力

新时期，公安机关要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这“四种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侦查能力，侦查能力是公安机关的核心能力之一。在侦查程序法治化背景下，只有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不断提高，方可保证打击犯罪力度不减、社会治安不会反复。因此，根本的应对之策，在于提高侦查能力。当前，提高侦查能力，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

1、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在坚持传统 “由案到人”传统侦查模式的同时，为增强打击犯罪的主动性，提高侦查效率,有必要通过加强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工作，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方式。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预谋犯罪、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等没有明确犯罪现场或者具体受害人的案件，应坚持主动进攻，开展内线侦查和秘密侦查，获取证据，打击犯罪。

2、大力发展刑事技术，提高侦查工作科技含量。为根除口供主义的影响，提高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必须摒弃“由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新型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须更新观念，加大投入，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

3、推进动侦查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队伍战斗力。要建立和完善侦查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淘汰机制，激发队伍活力，稳定侦查人才队伍。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制定系统完整的训练规划，使每名侦查人员都能定期接受侦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具备独立完成侦查、预审、诉讼的能力。要根据实战需要，引进一批精通外语、计算机、法律、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并建立全国侦查专家人才库，培养一批破案能手、审讯专家、犯罪心理专家、刑事技术专家，发挥他们在攻坚克难中的作用。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2011年1月11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水质，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辽河流域水生态恢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辽河流域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等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本条例所称辽河流域（以下简称流域），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辽河、浑河、太子河、大辽河的干流及其支流所流经的区域和集水区域。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
　　省和流域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对流域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辽河保护区管理机构依照其职责负责对辽河保护区内的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农业、水利、林业、渔业、卫生、畜牧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或者其他相关工作。
　　第四条　流域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重点保护饮用水水源，从严控制工业污染和城镇生活污染，加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和恢复水生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设。
　　第五条　省和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域水污染防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建立专项资金，增加治理投入，保证水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
　　流域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饮用水安全、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
　　第六条　实行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饮用水水源保护情况、重点河段（含跨市、县交界处河流断面）水质目标及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等完成情况，作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七条　鼓励开展水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和引进、推广防治水污染的先进技术成果；鼓励民营企业和民间团体开展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营、生态环境恢复、固体废物集中处置等环保服务业务；鼓励有水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办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流域水环境，有权举报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
　　对防治流域水污染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流域县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饮用水水源和水生态保护

　　第九条　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方案及保护措施，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提出，由省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同级水利、国土资源、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审核、论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农村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由流域县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水利、国土资源、卫生等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制定保护措施，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条　在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应当符合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水污染防治措施，并禁止下列行为：
　　（一）向水体排放含有各类污染物的污水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二）在水体内采用炸药、毒药、电击等方式捕鱼；
　　（三）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水体行驶以油、煤作燃料的船、艇；
　　（四）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在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水生动物养殖的，应当在规定的区域内养殖，不得污染水体。
　　第十一条　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运输管制措施，严格管理可能威胁饮用水水源安全的物资运输，避免运输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排放或者泄露。
　　第十二条　流域水生态保护，应当采取划定水生态功能区、河滨湿地建设、清淤疏浚、悬浮物拦截、人工复氧等综合治理措施，并采取退耕还林（草）等措施，建设生态保护带、生态隔离带，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
　　第十三条　对流域内水利工程的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时，应当统筹规划，保持地表水的合理流量，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和生态功能。
　　对流域河流上的大型控制性水利工程，水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的需要，合理安排坝下最小泄流量。坝下最小泄流量，由省水行政部门与省环境保护部门、省辽河保护区管理机构协商后提出具体方案，报省人民政府确定。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对坝下最小泄流量提出要求的，按照文件要求执行。
　　第十四条　流域内河流上游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出市、县界河流断面水质符合下游河流或者进入水库的水体环境功能要求。
　　第十五条　建立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河流、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市、县交界处河流断面水质超标补偿机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点源污染防治

　　第十六条　流域实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对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要求，结合水质保护目标、水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因素，逐级分解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省人民政府组织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年度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流域市、县人民政府组织排污单位制定减排计划，确定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发放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并监督执行。
　　第十七条　流域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要求，组织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以及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完善城镇污水处理配套管网。
　　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时，配套管网应当与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未同时建设配套管网或者建成后拖延运行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建设或者组织运行。
　　第十八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的监督管理。
　　排污单位应当依法缴纳污水处理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应当用于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污水处理费不足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筹集资金确保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第十九条　排污单位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县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或者辽河保护区管理机构（以下统称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水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出现异常变化的，应当及时向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报告。
　　排污单位的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保持正常使用。确需拆除、闲置、检修暂停使用或者改变原有设计要求的，应当事先报县以上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排污单位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依法设置便于采样的排污口，并在排污口处设立标注排放单位名称、污染物种类、应执行的排放标准等内容的标志牌。
　　第二十一条　重点排污单位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按照规定配备污水计量装置和自动监控装置，并确保装置正常运行。自动监控装置应当与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动、闲置或者拆除自动监控装置。确需改动、拆除或者暂停使用的，应当事先报县以上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其他监测方法予以补救。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流域内河流、水库、渠道和泄洪区毗邻地带建设垃圾处理厂、堆放场和垃圾处理设施。上述地带内的垃圾应当全部收集并异地进行无害化处理。
　　建设垃圾处理厂、堆放场和垃圾处理设施，应当采取防渗漏措施，防止污染河流、水库、渠道和地下水。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流域建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汞、炼铅锌、炼油、电镀、酿造、农药、石棉、水泥、玻璃、钢铁、火电、选金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项目；已经建成的，由当地市、县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布局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支持其迁入依法规划的工业园区发展。

第四章　面源污染防治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滩涂、岸坡、湿地堆放或者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可能导致水污染的化学品等物品。已经堆放、倾倒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予清除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组织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堆放、倾倒者承担。
　　第二十五条　流域县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发展生态农业，控制化肥、农药对水体的污染。因使用化肥、农药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的，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在一定区域内限制使用化肥、农药。
　　流域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生产、运输、销售、存贮农药和处置过期失效农药、毒性较强农药的监控。
　　第二十六条　畜禽养殖经营者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收集、存贮、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养殖污水和排泄物，并采取防渗漏、防溢流等措施，防止养殖排泄物污染环境。
　　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给予优惠、补贴等扶持措施，鼓励、引导实行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建立标准化养殖场（小区）。标准化养殖场（小区）应当建立完备的排水设施，实行雨水和污水分离，防止排泄物溢出，实施废弃物集中处置。
　　第二十七条　鼓励畜禽养殖经营者与流域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削减污染物排放量或者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的协议。对履行协议取得显著成效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对畜禽养殖污染严重的畜禽散养密集区，由县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会同畜牧、农业、卫生等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共同协商确定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流域内县以上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农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在乡镇或者农业人口集中居住区加快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改水、改厕进程，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流域内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水体环境功能要求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土地利用规划、工业园区建设规划未经环境影响评价的，不得开发利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的，有关部门不得办理征地、施工、注册登记等审批手续，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条　流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以下简称“三同时”）。水污染防治设施经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
　　不符合前款规定，已建成投产或者试生产的，由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第三十一条　对涉及饮用水水源、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施工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等重要的排污建设项目，逐步建立环境监制度，实施环境监理。
　　第三十二条　对排放水污染物不达标、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没有完成污染防治任务的排污单位，县以上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其新增有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区域，县以上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该区域内新增有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三十三条　流域县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水环境质量监测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监测网络建设，建立水环境监测体系，完善水环境安全预警系统。
　　环境保护部门和辽河保护区管理、水行政、国土资源、农业、渔业、交通等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有关水污染防治的信息通报制度。
　　第三十四条　省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跨市界河流断面水质监测，对污染物超过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予以通报。受到通报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排查，责令限期治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排污单位的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满足污染防治的要求，或者排放水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由流域县以上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并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一）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限期治理，由省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决定，报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二）省级重点监控企业的限期治理，由所在地的市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决定，报省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备案；
　　（三）其他排污单位的限期治理，由污染源所在地的市或者县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决定。
　　限期治理期间，由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
　　第三十六条　排污单位超标准排放水污染物或者排放水污染物造成严重水环境污染，治理期限届满仍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流域县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拒不执行流域县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依法采取的限制生产、限制排放、停产整治、关闭决定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水污染防治主管部门组织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其相关许可证照。
　　第三十七条　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和具有水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水环境污染事故的；
　　（二）违反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审批流域建设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三）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的污水管网建成后不组织运行，造成未完成排污总量削减任务或者超出本地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点源污染，是指通过固定排放口，将工业废水及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汇入受纳水体所引起的水污染。
　　本条例所称面源污染，是指污染物无特定源头，通过地表径流过程分散汇入受纳水体所引起的水污染。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