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职业化改革背景下执行员的合理定位/尤波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1 03: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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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司法职业化和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已经成为国内司法改革的主流趋向。在执行制度改革的推进实践中，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作为执行机构的执行（局）庭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各级法院都在对执行体制改革进行积极地探索，以期望能解决这些问题。
国内法学理论界对执行员的定位提出了不少探索性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执行员定位于执行法官。按现有的执行（局）庭的运作机制，执行员定位于执行法官。在执行法官群体内部推行和完善执行查证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三权分离的制度，推行执行中重大事项合议庭决定的制度。从制度上克服过去执行中的重大事项由执行员一人决定，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弊端。
（二）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行政人员。有的提出执行机构可由三部分人组成，即执行法官、执行员和司法警察。执行法官行使执行中的裁判权，执行员行使执行中的实施权，而司法警察则是他们的协助人员。
（三）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有些学者主张将执行实施权从执行权中分离出来，交由法院以外的部门（行政机关、公安机关）负责。因为执行和审判是两种区别较大的行为，可以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执行权，这可以摆脱法院执行难的困境，确保法院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树立法院司法权威。
上述观点基于各自独特视角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于如下理由，从推动司法执行工作规范化和权威化的角度，笔者认为，执行员应定位于司法警察。
一、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执行强制理论
执行权既具有司法权的属性，又具有司法行政权的属性，其基本属性是司法行政权。因此，应将执行权分解为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现行执行权运行机制不完善，执行员既行使执行裁判权，又行使执行实施权，造成了执行权高度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容易造成权力滥用的弊端。执行裁判权的行使属于司法行为，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和终局性，应由审判员行使。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书记员、行政人员没有法官资格，不具有审判权，在执行工作中不得行使执行裁判权。
执行实施权则与执行裁判权不同，它具有主动性、单向性和非终局性。行使执行实施权的行为是以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被执行人履行执行依据已确定的义务，以实现已确定的债权人的权利的行为。如送达有关执行法律文书；调查、核实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搜查、划拨、委托评估等措施以及办理有关财产权证转移手续；依法决定对妨碍执行行为人实施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办理执行款物的交付；其他执行实施行为。执行实施权属司法行政权，其本质是快速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应由司法警察行使。因此，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执行强制理论。
二、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现有立法精神
1997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98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在界定司法警察的职责时规定，“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1998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条规定：“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组织集中执行、专项执行或其他重大执行活动中，可以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包括执行人员、司法警察、执行装备等”。以上这些规定，就是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参与案件执行的基本法律依据。将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上述规定精神。
三、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有充分实践基础
笔者2001年9月任职于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广东省法院司法警察参与案件执行暂行规定》，并直接将14宗执行案件交由法警队直接执行。这是司法警察直接从事执行工作的有效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较快执结了案件，受到当事人的肯定。2008年，笔者曾先后走访了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青田县人民法院，就基层法院执行工作经验进行调研考察。其中青田县法院从2001年起，经过7年的研究探索，在总结以往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工作的基础上，将执行局与法警大队合署办公，统一履行执行、警务职能。此举不仅促进了警务工作的良好展开，还有效缓解了执行难，实现了执行工作的良性循环。江西省赣州市两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共有147名干警（含聘用制法警），占全市两级法院干警总人数的10.3%，其中长期参与执行工作的司法警察人数为69人，约占全市司法警察人数的46.9%。近五年来，该市两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派警协助执行22367人次，主办或协助执行民事、刑事附带民事、财产刑和行政非诉等案件20750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31%，执结15936件，执结率达76.8%，标的额近5亿元。此后，笔者在盐田法院推行“调查令”制度，并出台《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调查令实施管理办法》，规定主审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或在案件出现需要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事由时，可以签发调查令，授权法警队外出调取部分证据材料。该制度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推进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职业化建设。
以上实践证明，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依赖的队伍，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单独完成执行任务。广大司法警察直接执行的实践，为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具有充分的实践基础。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国内法学理论界对执行员的定位提出了不少探索性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执行员定位于执行法官。按现有的执行（局）庭的运作机制，执行员定位于执行法官。在执行法官群体内部推行和完善执行查证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三权分离的制度，推行执行中重大事项合议庭决定的制度。从制度上克服过去执行中的重大事项由执行员一人决定，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弊端。
（二）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行政人员。有的提出执行机构可由三部分人组成，即执行法官、执行员和司法警察。执行法官行使执行中的裁判权，执行员行使执行中的实施权，而司法警察则是他们的协助人员。
（三）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有些学者主张将执行实施权从执行权中分离出来，交由法院以外的部门（行政机关、公安机关）负责。因为执行和审判是两种区别较大的行为，可以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执行权，这可以摆脱法院执行难的困境，确保法院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树立法院司法权威。
上述观点基于各自独特视角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于如下理由，从推动司法执行工作规范化和权威化的角度，笔者认为，执行员应定位于司法警察。
一、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执行强制理论
执行权既具有司法权的属性，又具有司法行政权的属性，其基本属性是司法行政权。因此，应将执行权分解为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现行执行权运行机制不完善，执行员既行使执行裁判权，又行使执行实施权，造成了执行权高度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容易造成权力滥用的弊端。执行裁判权的行使属于司法行为，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和终局性，应由审判员行使。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书记员、行政人员没有法官资格，不具有审判权，在执行工作中不得行使执行裁判权。
执行实施权则与执行裁判权不同，它具有主动性、单向性和非终局性。行使执行实施权的行为是以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被执行人履行执行依据已确定的义务，以实现已确定的债权人的权利的行为。如送达有关执行法律文书；调查、核实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搜查、划拨、委托评估等措施以及办理有关财产权证转移手续；依法决定对妨碍执行行为人实施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办理执行款物的交付；其他执行实施行为。执行实施权属司法行政权，其本质是快速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应由司法警察行使。因此，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执行强制理论。
二、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现有立法精神
1997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98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在界定司法警察的职责时规定，“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1998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条规定：“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组织集中执行、专项执行或其他重大执行活动中，可以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包括执行人员、司法警察、执行装备等”。以上这些规定，就是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参与案件执行的基本法律依据。将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上述规定精神。
三、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有充分实践基础
笔者2001年9月任职于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广东省法院司法警察参与案件执行暂行规定》，并直接将14宗执行案件交由法警队直接执行。这是司法警察直接从事执行工作的有效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较快执结了案件，受到当事人的肯定。2008年，笔者曾先后走访了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青田县人民法院，就基层法院执行工作经验进行调研考察。其中青田县法院从2001年起，经过7年的研究探索，在总结以往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工作的基础上，将执行局与法警大队合署办公，统一履行执行、警务职能。此举不仅促进了警务工作的良好展开，还有效缓解了执行难，实现了执行工作的良性循环。江西省赣州市两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共有147名干警（含聘用制法警），占全市两级法院干警总人数的10.3%，其中长期参与执行工作的司法警察人数为69人，约占全市司法警察人数的46.9%。近五年来，该市两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派警协助执行22367人次，主办或协助执行民事、刑事附带民事、财产刑和行政非诉等案件20750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31%，执结15936件，执结率达76.8%，标的额近5亿元。此后，笔者在盐田法院推行“调查令”制度，并出台《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调查令实施管理办法》，规定主审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或在案件出现需要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事由时，可以签发调查令，授权法警队外出调取部分证据材料。该制度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推进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职业化建设。
以上实践证明，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依赖的队伍，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单独完成执行任务。广大司法警察直接执行的实践，为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具有充分的实践基础。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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