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商业房共有人出租房屋，其中的共有人隐性参与他人承租，承租期间经营方式发生改变，不构成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之情形，应认定租赁合同有效。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

　　案情

　　2007年1月，原告曾静、汪培锡与第三人郭祥培合伙购买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人民广场架空步行街1幢2-2号商业用房（次年11月三人取得房屋产权）。2007年3月18日，原告曾静、汪培锡、第三人郭祥培与被告谢绍敏、易磊签订《门市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二原告和第三人将其架空步行街1幢2-2号商业用房租与被告谢绍敏、易磊，租期10年，第一年租金14万元，以后每年递增6%，租期内未经二原告和第三人郭祥培同意转租的按违约处理。该商业用房自2007年4月23日交付给被告谢绍敏、易磊使用起，原告曾静、汪培锡应分得的房租费一直由第三人郭祥培统一领取后给付。被告谢绍敏、易磊将承租之房用于合伙开办天福楼饭店，谢绍敏、易磊系显名股东，郭祥培系隐名股东。2007年9月，因天福楼饭店需要将工商营业执照办理在第三人李毅（被告谢绍敏之女）名下，即由第三人郭祥培出面与李毅签订了一份并不实际履行的《门市租赁合同》。天福楼开业后，李毅、谢绍敏、易磊、郭祥培签订《天福楼经营承包合同》，约定由李毅承包经营天福楼饭店。同年12月30日，谢绍敏、易磊、郭祥培签订《天福楼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易磊将部分股份转让给谢绍敏，其余股份转让给郭祥培，但实际上由郭祥培、易磊对郭祥培持有的天福楼股份各享有50%的权益，至今谢绍敏、郭祥培仍为天福楼显名股东，易磊为隐名股东。至原告起诉时，各方当事人均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并享受了权利。原告曾静、汪培锡起诉认为，被告谢绍敏、易磊与第三人郭祥培、李毅恶意串通，未经原告同意即以承包形式将商业用房以年租金40.3万元转租给李毅经营饭店，其转租行为无效，请求判令解除曾静、汪培锡、郭祥培与谢绍敏、易磊2007年3月18日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并由二被告及郭祥培返还商业用房。被告谢绍敏、易磊和第三人李毅辩称，天福楼并非转租而是改变经营方式，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郭祥培辩称，我既是出租房屋的产权人之一，也是天福楼的股东之一，房屋实际由李毅经营，租金一直是由我领取后分给二原告的。不存在恶意串通，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裁判

　　奉节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曾静、汪培锡、第三人郭祥培与被告人谢绍敏、易磊于2007年3月18日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谢绍敏与李毅系母女关系，谢绍敏、易磊将承租门面房以谢绍敏女儿李毅的名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并承包经营，现谢绍敏、易磊、郭祥培仍系天福楼饭店的合伙人，享受合伙人权利并承担义务。因此，天福楼饭店只是在经营过程中经营方式按合伙人的意愿发生了改变，并非原告所诉的转租、转让、转包行为。并且郭祥培既是出租门面房的产权人之一，又是天福楼的合伙人，对天福楼内部经营方式的变化是明知的，出租门面的租金每年都是郭祥培统一领取后分发给其他产权人，说明郭祥培与二原告有充分的联系，天福楼饭店的营业执照2007年9月就以李毅的名义办理，由于营业执照悬挂于营业场所，对外应有公示的作用，应视为二原告应当知道。故原告要求解除租赁合同之请求，既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租金的高低，因是基于当事人签约时对市场行情的主观判断，属于经营风险，不属于法院调整范围。遂判决：驳回原告曾静、汪培锡及第三郭祥培的诉讼请求。

　　评析

　　一、个人合伙租赁经营中，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构成擅自转租违约

　　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款之所以如此规定，立法主旨在于：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租赁物，直接破坏了出租人对承租人的信任，直接损害了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造成多层次的租赁物占有关系，增加了出租人要求返还租赁物的难度。因而法律规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赋予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以保障其物权利益。而本案的情况，不属于该款规定之情形。

　　首先，商业用房的所有权人曾静、汪培锡、郭祥培通过合同形式将房屋出租给谢绍敏、易磊经营，一经签约，合同生效，租赁关系合法成立。按照古罗马法的定义，“合同是一把法锁，一旦成立，就把各方当事人拷在一起。”本案之合法租赁关系双方均予认同，并无异议，因而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享受权利。

　　其次，被告谢绍敏、易磊承租之后，具有独立自主选择或改变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人包括出租人均无权干涉。被告谢绍敏、易磊承租后，根据经营状况，合伙人共同议定以谢绍敏之女李毅名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承包天福楼饭店，合伙人以收取承包费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属于共同合伙人内部租赁经营方式的正常变化，既未改变租赁经营性质，又提高了租赁经营效益，于租赁双方均有益无害。本案法官正是洞察了合伙人租赁经营中内部经营方式改变这一核心问题，划清了法律关于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与合伙人租赁经营方式变化之间的界限，从而维护了合伙各方的合法权益。

　　再次，本案即使按原告所诉被告擅自转租成立，同样不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之情形。这是因为：一方面，该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与本案不相符。本案中李毅承包若视为转租的话，是经过租赁物共有人同意的，因为郭祥培既是天福楼发包人之一，又是天福楼所有权人之一。天福楼无论视为发包性质还是转租性质，郭祥培均是决策人之一。另一方面，尽管天福楼所有权人曾静、汪培锡、郭祥培出租天福楼的《门市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期内未经曾、汪、郭三人同意转包的按违约处理，但作为承租人的谢绍敏、易磊明知郭祥培兼具合伙人和出租人双重身伤，因而有理由相信郭对曾、汪二原告具有代理权。这从理论上同样可以推断擅自转租的理解不能成立。

　　二、原告曾静、汪培锡对于天福楼租赁经营方式的变化，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相当条件

　　其一，天福楼饭店位于奉节县城（永安镇）主城区“不夜城”饮食一条街之中，且名称响亮，经营有方，生意一向看好，全县城的人无所不晓。原告曾静、汪培锡作为天福楼的所有权人和出租人，按常理应当超过一般人对天福楼的关注，因而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天福经营变化的相当条件。

　　其二，双方于2007年3月18日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约定第一年租金14万元，一直由郭祥培统一领取后给付二原告，而二原告诉状上称：2007年8月14日谢、易、郭三人以《天福楼经营承包合同》形式转租给李毅，年租金40.3万元，一直由郭祥培领取后分给他们。这表明，他们已按此受益，却一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说明二原告已经明知，而且默认了郭祥培的行为，多年来从无异议。现在正值租赁期中，二原告却起诉要求确认转租行为无效，并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房屋，无论从事实际上还是理由上，都是说不通的。

　　其三，原告曾静、汪培锡与第三人郭祥培同属于天福楼的所有权人和出租人，按事实推论二原告早已知道郭祥培同时具有合伙承租人的身份，自出租至起诉时天福楼的房租费皆由郭祥培统一领取后分发给二原告，表明二原告与郭祥培之间有着充分联系，关系密切，足可推定二原告对郭祥培的经营行为完全了解却从无异议。

　　其四，从法律层面讲，第三人李毅于2007年9月即经过工商登记取得天福楼饭店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悬挂于经营场所，对外具有合法经营的公示作用，并至今悬挂达数年之久，应视为天福楼产权人均应当知道，即不仅包括天福楼饭店的合伙人郭祥培，而且包括出租人的原告曾静和汪培锡。即便是原告曾静和汪培锡确实存在不知道的情况，其公示之效力同样及于二人。因此，本判决从公示效力上理解和判断，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美国反倾销案件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关于美国对来自中国及马来西亚的部分进口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例研究

李少军


　　（一）前言
　　
　　为降低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以及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正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稳定、持久的多边互利的国际贸易体系。 受惠于当前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双边贸易实现了持续稳步的增长。但是，在中美贸易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发生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反倾销案件也给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提起的针对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部分进口彩电的反倾销案件的案例研究，来分析美国反倾销案件的特点并建言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历史悠久。实际上，新大陆的发现和开垦就是源于寻找新的国际贸易机会。这种对新的国际贸易机会的渴望，早在十五、十六世纪时，从非尼克斯人到马可波罗一直到葡萄牙、西班牙的探险者，就一直在孜孜以求。这些为追寻潜在的国际贸易利益而进行的探险行为，是伟大的并且是富有意义的。

　　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各国逐渐就遵循国际贸易准则达成共识，这种国际贸易准则被各国认为是有效的并被普遍接受。为实施这些国际贸易准则，各国也努力调整各国的国内法以期使之与国际准则相适应。国际贸易准则的建立，其本意就是要维护各国的贸易利益并以此来规范各国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实施国际贸易准则的最大好处在于，贸易各国得以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互相实现机会均等与互利共赢。

　　在遵循共同的国际贸易准则的同时，各国也认为，各国有权在多边国际贸易准则框架下针对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相应措施。

　　有鉴于此，为了消除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或者应对外国政府采取的损害国际贸易市场秩序的政府措施，各国在国内法中相应制定了反倾销法律规范，与此同时，反倾销协定也被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中。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中的反倾销协定以及国内法中的反倾销法律规范的立法初衷是针对国际贸易双边关系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源于人类在创制非关税壁垒方面的天才， 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的反倾销规范实际上演化成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讥讽为披着合法外衣的非关税壁垒。这些原本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反倾销规范被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各种利益团体所人为操控。

　　相应的，反倾销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双边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实施的。这些反倾销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对国内厂家利益的合理维护，尽管这些国内厂家往往打着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低价倾销而蒙受损失的旗号。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质疑。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常常成为了国际贸易整体利益增长的负担，虽然有时候对少数国内厂家而言确实能够从中获益，因为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有效打击了他们的国外竞争对手。

　　面对在反倾销案件方面存在的问题，中美双方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如何减少分歧、求同存异从而在一个高度互相依存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实现互利共赢？

　　就本文案例而言，美国的国内彩电厂家声称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彩电在美国国内市场的低价倾销导致了美国国内彩电厂家的经营困境；美国相关反倾销案件受理部门经调查和审理后裁定对来自中国的部分彩电采取了反倾销措施。然而，在美国反倾销措施的大力保护下，本案中的美国国内彩电厂家有没有走出经营困境呢？在美国采取本案中的反倾销措施后，美国国内彩电产品的消费者和中国彩电出口厂家是不是双双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呢？

　　下文将对此结合案例予以分析。

　　（二）涉及国际贸易以及中美1995年以来双边贸易中的反倾销案件的概况

　　在美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是根据美国国内法采取的法律程序，包括行政调查程序、行政裁决程序以及司法审查程序，其目的是为查清在美国（进口国）市场上销售的外国产品是否构成低于正常价值销售即是否构成倾销。裁定进口产品是否在美国国内构成倾销，不仅仅要通过调查查清进口产品是否在美国国内低于正常价值销售，还要核实：进口产品是否对美国涉及相同产品 的国内产业 产生了实质性损害或有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者，进口产品是否对美国相同行业的建立产生了实质性阻碍。如果反倾销案件的行政裁定最终确认倾销以及损害的事实成立，那么美国将对案件涉及的进口产品在征收正常进口关税的基础上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税的征收数额相当于涉案的进口产品在美国国内市场的倾销幅度。

　　各国在根据国内法实施反倾销法律规范时，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每一个成员国，采取必要步骤以使各国国内法及国内行政程序与《关于实施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6条的协定》保持一致。 关贸总协定GATT1994的第6条以及《关于实施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6条的协定》都明确规定，各国根据国内法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必须符合上述国际协定规定的条件。

　　美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美国涉及反倾销案件的国内法也应当与相关国际协定保持一致。事实上，美国是制定国际法律秩序的主导国，与其说美国应当采取必要步骤使其涉及反倾销的国内法与相关国际协定保持一致，还不如说涉及反倾销的国际协定本身就是以美国国内法中有关反倾销的法律为蓝本来制定的。

　　自1995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有42个成员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总共报告了3097件反倾销案件的调查立项。其中，印度提起了474件反倾销案件的调查立项，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提起反倾销案件调查立项最多的国家；美国排在第二位，调查立项375起；欧盟以调查立项363起排在第三位；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立项是138起，位列第九。

　　以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出口国为统计对象，自1995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高达551起，中国是全球被提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出口国；针对韩国的反倾销调查有235起，位列第二；中国台北被提起了178件反倾销调查，位列第三；针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是176起，位列第四。

　　以被采取了反倾销措施（进口国经调查认定倾销成立）的出口国为统计对象，自1995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中国被各进口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高达397起，位列第一；韩国被进口国采取反倾销措施139起，位列第二；中国台北和美国分列第三和第四位。

　　以产品分类为统计对象，自1995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针对金属和金属制品的反倾销调查高达862起，显示此类出口产品最容易被进口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其次，有627起反倾销调查是针对的化工产品，位列第二。 中国是金属和金属制品以及化工产品这两类出口商品最大的出口来源国，同时也是这两类商品出口来源国中被提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分别被提起了119起和120起反倾销调查。

　　从以上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反倾销法律被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普遍实施。有国际法学者指出，反倾销案件反映的是政策制定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种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害处不仅仅在美国存在，而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显然，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实施反倾销法律的最大受害国。考虑到中国正在经历持久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国的出口外向型经济政策导向下出口额的逐年大增，大量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指向中国是不足为奇的。

　　自2007年1月至2007年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是1,968,360,880,000美元，其中出口1,103,604,340,000美元，进口864,756,540,000美元。

　　就中美双边贸易而言，自2007年1月至2007年11月，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是354,157,700,000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295,817,600,000美元，中国向美国进口58,340,100,000美元。